如今，中國當代文學呈現出許多新變，這些變化賦予了文學翻譯更多的可能性，而這也是翻譯家關注、介入和持續地進行中國當代文學翻譯的好時候。與中國文學攜手同行，這是廣大中國作家的心聲，也是漢學家們一直以來的努力和堅持。

18日結束的第四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以此為主題，吸引了來自18個國家的漢學家和中國作家的熱議，大家圍繞與翻譯理論和實踐相關的三個基本議題：“翻譯的權利與邊界”“當代漢語的擴展變化及翻譯的新挑戰”“可譯與不可譯”展開討論。

翻譯的權利與邊界

翻譯的權利在哪里？作家遲子建注意到，有些時候，翻譯的權利并不在藝術手里，比如在全球化的今天，翻譯的權利可能在資本的手里，資本可以讓優秀的文本屹立不倒，也可能制造一些偽經典。“我們最希望看到的是，翻譯的權利在純粹的文學這里，這需要判斷藝術的獨立眼光和標準，需要不懼世俗的勇氣和信念。”

談到翻譯的邊界，莫言作品的瑞典語譯者陳安娜認為，翻譯更像是一項測試，最好的結果是不僅給讀者提供新鮮的故事和思想，也使目標語言的文學變得豐富起來。翻譯有不同的層次，第一個層次可稱為真實層次，類似于“信達雅”中的“信”；第二個層次可稱為等量層次，盡管譯文中某些語句與原文語句在語義上不完全一樣，但它們是等量的，能表達與原文對應的意義或感情；最后一個層次是發揮層次，作家充分發揮了藝術手段，翻譯家也必須全力以赴、大膽想象、運用知識，允許自己實驗和自由創造。陳安娜說，要在這三個層次之間判斷和決定邊界在哪里，并不那么容易，需要譯者不斷摸索和試驗。

翻譯作品與原作總存在一些差異，這種差異性，一方面是在語言的轉移過程中客觀形成的，但同時也是翻譯家根據自己的文學理念和審美傾向主觀調整的結果。作家金仁順認為，作家在新語言面前是被屏蔽的，是翻譯家決定了作品的形象和風格。翻譯家有二度創作的自由，但翻譯家的自由度再大，也還是要有個邊界，至少在故事和思想方面，要遵從作品本身。

作家阿來通過自己作品被譯介的過程發現，有關翻譯中國文學的權衡和挑選，有時并不完全是基于對文學本身的考量，中國文學在被翻譯的過程中還得準備好接受種種非文學的挑戰與考驗。他思考更多的是“作家的權利和邊界”，擔心有關被翻譯的欲望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影響中國文學的面貌和創作者的初衷，提醒作家要警惕為了應對翻譯的挑選而去進行某種角色扮演。詩人雷平陽也反問到，在文學世界一覽無余之時，自己應該怎樣才能給世界帶來新的文學元素。新世紀以來，隨著地方性寫作潮流的趨勢化和廣泛化，一種真正誕生于中國土地上的漢語新詩，正帶著強大的生命力和漢語本身的神奇魅力生機勃勃地崛起。他提醒漢學家們注意，不要錯過任何一種有意義的書寫。

當代漢語的擴展變化

及翻譯的新挑戰

語言是有生命的，隨著社會與生活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反映出新的社會及生活現象。而在今天，中國的新詞句除了來自作家們的創造，更多的還來自于網絡。作家東西自稱是“網絡新詞句的擁躉”，他去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篡改的命》中就運用了大量的網絡流行詞匯。他認為，網絡詞匯“重新命名了我們的社會現象和心理狀態，是社會環境、情感生態和思維方式發生改變后的產物，準確生動且陌生”。

當代漢語的擴展變化反映著中國固有的文化現象，當然也造成了翻譯的困境。漢學家金泰成認為，解決因語言的這種變化與擴展而發生的各種翻譯的困境，惟一的措施是盡量接觸新生或變化的語言表達，保持與語言變化的同步性。

1986年就來到中國學習漢語的漢學家李莎卻發現，隨著網絡語言以一種狂歡化的形式快速不斷地更替出現，在翻譯和文化轉換之間做出最適當的選擇有巨大的困難，當代漢語的變化給李莎帶來的挑戰是“翻譯是該反映現實，還是對現實做出反應”？李莎認為，翻譯家也可以通過網絡分享“群眾的智慧”，解決翻譯中遇到的困難。

漢學家雪蓮對當代漢語的變化和擴展持樂觀態度。她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當代作家開始使用一種通俗、全球性的語言，它很簡潔、直接、與現實生活有緊密聯系，這會吸引更多的讀者，特別是年輕人——他們希望通過小說來更真實地認清自己。作家馬小淘認為，語言的變化和擴展再日新月異，文學都有恒久不變的內核。語言的發展可能會造成細節的干擾，但翻譯所面對的最大難題，仍然是能否準確理解原文和傳達作者意圖。

可譯與不可譯

翻譯活動的內涵豐富而復雜，翻譯家王佐良說：“翻譯最大的困難是兩種文化的不同。”不同文化的矛盾沖突，給語言翻譯帶來難以克服的困難。從這個角度來看，研討會上漢學家們提出的翻譯中語言層面的“可譯與不可譯”的問題，也都可歸因為文化差異，很多“不可譯”的內容，通常都是和中國文化特有的背景密切相關。

漢學家莉婭娜談到翻譯劉震云《我不是潘金蓮》時的一點困惑，“潘金蓮”只翻譯成拼音不能傳達其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含義和象征意味。漢學家達西安娜·菲薩克稱之為“拼音的束縛與貧化”，她認為，如果作家有意選擇耐人尋味的人名和地名，譯者就不應采用漢語拼音，而應使用富有新意、含義相近的目的語名詞，以傳達作者意圖。

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因其方言含量高以及作者對漢語語詞的復雜分析，常被認為是一部“不可譯”的小說，但荷蘭文譯者林恪在翻譯實踐中發現，在翻譯過程中“依照作者的思路走”，尋找荷蘭語中的對應詞或加入一些面向荷蘭讀者的額外解釋，可以解決一些特別難翻譯的細節。“‘可譯不可譯’有時候不在于一個詞或者一個概念難不難翻譯。《馬橋詞典》的‘可譯性’取決于作者的風格和獨特觀點，換句話說，在于作品的文學性。”

很多中國作家們談起“可譯與不可譯”的問題，關注的角度都指向作品本身，更強調作品的內容和質感要經得起翻譯的“損耗”。作家李浩認為如果一部作品一經翻譯就“損耗太多”的話，那這部作品的價值也值得懷疑。好的作品經過一定程度的損耗后依然有魅力、有意味，而且能極大地調動翻譯家的“創造靈感”和積極性。作家王十月也認為，不必太糾結于可譯與不可譯。“內容為王，作品是否準確地用中國人習慣的方式，寫出了中國人的生存境遇與精神境遇，這些是干貨，是翻譯過程中最不容易流失的，也是可譯性最強的。”

“不可譯也得譯。”作家馬小淘這句“大白話”說到了在場漢學家們的心里。打破語言的壁壘，溝通兩種文化，探尋共通，發現異質——翻譯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必然訴求。翻譯家們之所以勇于接受一個個“不可譯”的挑戰并為之殫精竭慮，原因正如作家李東華所說，“異質文化中不可譯的部分也許正可以為自身所處文化帶來新鮮的思想與意義，也最能彰顯翻譯家的風格與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