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誕辰120周年之際，8月5-6日，由中國茅盾研究會、上海市作家協會、華東師范大學主辦，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承辦的“茅盾抵滬一百周年紀念暨第十屆全國茅盾學術研討會”在上海舉行，開幕式由華東師范大學學報主編楊揚主持。來自全國高校、研究機構80余位茅盾研究方面的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并分3個小組進行研討。

開幕式上，主辦方代表上海市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汪瀾和華東師范大學副校長汪榮明致歡迎詞；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主任朱國華、第九屆中國茅盾研究會會長錢振綱及茅盾家鄉代表浙江桐鄉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副局長吳赟嬌和茅盾家屬代表韋寧分別致辭。

8月6日，第十屆全國茅盾研究會年會召開，會議選舉產生14位常務理事，并推舉楊揚為第十屆全國茅盾研究會會長兼秘書長，李玲、王衛平、李繼凱和賈振勇任副會長。

上海成就茅盾的文學創作

茅盾是我國現當代杰出的作家、文學理論家和文化工作組織者，他同時還是一位革命活動家。汪瀾指出， 100年前的8月，剛滿20歲的茅盾來到上海，從此，他與我們這座城市結下了不解之緣。在上海，他經李達、李漢俊介紹，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為黨創辦初期最早的一批黨員；在上海，他入職商務印書館開始從事跟文學相關的工作，1920年代初，主編《小說月報》，參與發起成立了當時最大的新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1930年代，加入左聯，領導了上海左翼文學運動，并創作了《蝕》、《春蠶》、《林家鋪子》、《子夜》等重要的代表作。

汪瀾表示，上海是茅盾從事革命活動、文學活動和文學創作的出發地，也是收獲地，上海令他完成了從沈德鴻到沈雁冰，再到“茅盾”的成長與蛻變。他卓越的文學成就、非凡的精神人格力量，不僅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珍寶和豐碑，同樣也是上海現當代文化傳統的重要構成。

汪榮明認為，一百年前，茅盾先生來到上海，開始了他的事業人生，在此后的歲月里，他在20世紀中國歷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筆。華東師范大學與茅盾素有淵源，在茅盾先生《子夜》中，就有小說中的人物游玩華東師范大學的麗娃河畔的場景。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對茅盾的研究也有深厚的歷史積累，最早的研究者中，就有茅盾1920年代上海大學的學生---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師施蟄存，錢谷融先生以及曾任教于華師大的王西彥等，都曾撰寫過茅盾作品的評論文章，翟同泰更是茅盾研究的專家。所以，本次在這里來紀念茅盾先生，具有深厚的歷史意義。

重拾茅盾文學被忽略因素

茅盾在上海的生活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16-1925年，這是茅盾初登文壇時期；第二個時期是1930-1937年，它是茅盾文學事業的黃金時代；第三個時期是1946-1947年，是茅盾抗戰結束后，重返上海的短暫逗留時期。

楊揚認為，茅盾的文學事業是名副其實的“Made in Shanghai”。他從一個外來青年到上海謀生開始，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文學事業。上海不僅是他文學活動的舞臺，也是他汲取文學資源，獲得文學靈感的地方。所以，應跨越以往的茅盾研究的思路，應以茅盾與上海的關系作為文學史研究的線索，重新思考一些文學史問題。這不僅可以加深人們對茅盾的了解，也可以強化茅盾文學世界中那些被人忽略的影響因素。

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教授宋炳輝認為，茅盾的文學實踐從上海這個城市開始并確立其在中國現代文壇的地位，但作家身份的選擇并不是從一開始就確定的，它是作家個人選擇與歷史場域相遇合的結果。

1920年，茅盾接手商務印書館的大型文學刊物《小說月報》，對其進行半改革，1921年，《小說月報》全面革新，茅盾擔任這個新文學第一大刊物的主編，《小說月報》也隨之成為文學研究會的代用刊物。深圳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謝曉霞認為，從1921年到1923年，圍繞《小說月報》的改革和編輯的一系列文學行為不僅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學界的地位，而且也對此后新文學的發展以及1920年代的文學生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茅盾的《子夜》是通過實寫1930年上海的金融工業界，大視野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政治走向。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錢振綱表示，該作品除了對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困境和失敗原因作了生動而深刻的反映外，還描寫了當時社會的眾生百態，并暗示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前景。小說體現了當時左翼知識分子對所處社會的審美認知。

百年紀念 傳承“茅盾傳統”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高旭東提出，茅盾在現代的創作可分為三個階段，大革命失敗之后早期階段是以寫實為主導的象征與抒情的多元混雜，20世紀30年代的中期創作則以客觀的社會寫實為特色。這是茅盾的“矛盾”：當他作為文學研究會的首席批評家時，他竭力反對主觀抒情與印象主義，力倡客觀寫實，試圖將藝術科學化，推崇將人類情感納入實驗室的左拉；然而他隨后的創作從《蝕》三部曲到《野薔薇》、《虹》，在寫實中具有濃重的抒情性與象征性，與他的理論倡導是矛盾的。

高旭東認為，20世紀30年代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允許將主觀的理想帶入作品時，茅盾卻力圖屏蔽主觀，真實地不加粉飾地再現中國社會，這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他早期倡導中藝術科學化的主張。《腐蝕》與《霜葉紅似二月花》等后期小說在某種意義上又回歸了大革命失敗之后那種以寫實為主導的象征與抒情的多元混雜。

宋炳輝表示，茅盾留給中國現代文學的遺產是豐富的，這份遺產隨著歷史的進展還在進一步的呈現。這里僅從文學敘事范式的角度舉出兩點：首先，是前述的以《子夜》為標志的全景式、史詩性反映整個時代變動的文學傳統，它是后來的有關革命歷史敘事和農村、工礦變遷敘事追求的先導意義。其次，茅盾的《蝕》三部曲、《腐蝕》（1941）和《清明前后》等以自己的切身經歷為原型的對現代中國革命的敘述方式，在當代文學的新歷史小說中仍有積極的回響。

錢振綱認為，一百年前茅盾先生來到上海的時候，中華民族正處于危機四伏和文化大轉型時代。一百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巨大的歷史變遷，但今日的中國文化人仍然任重而道遠。茅盾先生心懷天下的博大胸懷，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他所提倡的嚴肅文學精神，都仍然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繼承。這也是今天我們在這里紀念這位中國現代文化偉人的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