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代，在新英格蘭乃至全美，剛畢業的年輕人如果選擇作家作為職業，無疑需要巨大的勇氣。霍桑日后的朋友、康科德“圣人”愛默生，經過數年思考才作出這一艱難決定；霍桑的康科德鄰人、哈佛學院的畢業生梭羅不幸也走上這條道路：其處女作《河上一周》總共印行1000冊，到他臨終時尚有700多冊留在書架上；他的另一位友鄰、哲學家奧爾科特推出《與兒童談福音書》，結果卻因部分內容有礙觀瞻而身敗名裂。就連美國史上第一位職業作家查爾斯·布朗，最終也不免死于貧困。正如亨利·詹姆斯總結的那樣：作家，是一種極其危險的職業。

霍桑出生于波士頓附近的塞勒姆小鎮。祖上雖曾顯赫一時，但到了父親一輩已家道中落。全靠親友的資助，才完成了學業。畢業之后，他的同學兼好友皮爾士選擇了律師職業，后來又投身政治（美國第14屆總統）；另一位同學布里奇當了海軍將領；還有一位同學朗費羅游歷歐洲后回到學院擔任了語言學教授——他們在作家窮困潦倒之際都曾施以援手——不僅出于友情，更出于對作家天才的信任和崇敬。同樣，作家本人對自己的文學天賦也頗為自許：在新世界充滿了文學素材，同時這片“詩歌的土地”也期待著天才問世——這是當代“最崇高的職業”。懷著這樣的信念，霍桑摒棄一切私心雜念，投身到畢生熱愛的寫作事業中。“寫作，是我的職業”，他不止一次在日記中宣稱。他畢生孜孜以求的，就是能將自己在寫作方面的天賦才能發揮到極致，從而得以在美國文學史上留下與之相配的具有永久魅力的藝術作品。

由此霍桑開始了勤勉的創作生涯。在霍桑的家鄉，人們相信他看完了當地圖書館的每一本書。他姨妹回憶說，他“使自己徹底熟悉了家鄉薩勒姆的古老歷史，尤其是巫術時代”。他兒子則回憶說父親“細心閱讀了過去歲月記錄的每一頁——報紙、雜志、年刊、審判記錄。新英格蘭年鑒是他心愛之物，他從中獲取了不少材料”。1840年代，受愛默生邀請，霍桑與新婚妻子索菲亞一道遷居康科德。除了偶爾散步，他將自己的主要工作設定為閱讀：從古希臘、羅馬經典到殖民地早期歷史。通過筆記、摘抄，他不僅充分汲取了傳統文學的養分，也為自己的創作收集、整理了大量素材。對于與他祖先有關的清教早期歷史文獻，他特別加以留意。因為他深信作家的使命不只停留在對事物表象的描摹，更應深入事物的內部核心，通過抽象反映其普遍本質。

為了保證作家有足夠的經濟來源和閑暇，朋友幫他在塞勒姆海關謀得測量員的閑差，每天只需上半日班，其余時間可自由支配。如此機遇霍桑自然倍加珍惜。“我把自己關在房間里，好像一個囚徒。”他在日記中寫道，但這顯然是作家自覺自愿的行為。按照友人的描述，作為“隱士”的霍桑雖然不擅言辭，但所有與之交往的人都不得不承認他是最佳的傾聽者和一流的觀察家。亨利·詹姆斯曾將他和愛默生作過對比：愛默生是“拜火教”的信徒，善于發現光明；而霍桑則別具“貓眼”，慣于在黑暗中冷眼相看。確實，作家也承認他對人性中丑陋、邪惡的一面似乎更感興趣：善，時或有之；而惡，卻無處不在。文學的功能，必須將隱藏在人內心深處的惡全面揭示出來、暴露在陽光之下。只有善惡分明的對照，才更有助于人認識自身道德的不足，并不斷改進，在增進個人道德的同時，也能增益社會福祉。跟愛默生一樣，他相信，單憑外力無從推動社會的改造與進步，社會改造必始于個人內心道德的完善。

霍桑的創作天才雖然在文學界廣受推崇，但論及當時的知名度，不僅不及朗費羅，甚至也遠不及同時代的女作家斯陀夫人。以霍桑的才情，倘若他能做到緊扣現實、面向大眾（市場），或許也能創作出同樣具有轟動效應的作品。但這顯然不是他的藝術追求。相反，幾乎和斯陀夫人的名著同時推出的，是他針砭帶有空想社會主義性質的布魯克農莊——此類烏托邦社團在新英格蘭一度相當流行——的小說《福谷傳奇》。小說描寫的場景方圓不過十余里，人物也只五六人。與斯陀夫人筆下波瀾壯闊的場面相比，可謂微不足道。但相對于后者流于平面化的描寫，他的筆觸深入人物內心，如手術刀將人內心的復雜、陰暗之處一一刻畫、展示出來。在一時的轟動效應與恒久的藝術魅力之間，深具歷史使命感的作家霍桑作出了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抉擇。

作家的使命意識還體現在他對當時盛行的科學至上觀念的質疑。在霍桑看來，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在很大程度上確實能夠改善生活，增進福祉，這是人類理性的勝利，也是培根“知識就是力量”最有力的證明。但問題是，除了理性，人還有情感的需求，這種溫情顯然是冰冷的科學知識無法取代的；而且理性倘若不加以節制，很可能將人引向瘋狂并最終導致人的覆亡。小說《通天鐵路》是英國作家班揚名作《天路歷程》的現代翻版。故事諷刺現代基督徒們利用科技手段，連朝圣都可以乘火車舒舒服服直抵天國城下，從而免卻了徒步之苦；香客們中途在“名利場”徘徊流連，不惜出賣靈魂；最后還可以登上現代化的汽輪橫渡冥河——然而掌舵者卻正是魔鬼本人——可見科技力量仍需道德倫理的引導。又如小說《胎記》中，科學家阿爾默為尋求“盡善盡美”，同時也為滿足冷酷的好奇心，證明自己擁有無窮的智慧，便挖空心思造出靈丹妙藥，旨在去除妻子臉上與生俱來的一塊小小胎記——由此證明科學的力量強大無比。結果胎記被祛除，妻子也一命歸天——如此強大的科學力量，如果不加約束，任其蔓延開來，豈不是可怖至極？

再如小說《拉帕其尼的女兒》中的拉帕其尼醫生，精心培育出各種毒花毒草熏陶親生女兒，使其渾身充滿毒素，連呼吸都能令鮮花枯萎、昆蟲喪命。這也是一幅典型的現代科學家畫像——醫生代表著理性與客觀，絕不允許主觀情感妨礙他的科學追求。奇花異草只是他的研究對象，他精心地培植它們只是為了更好地認識、控制并利用它們——他對待女兒的態度也一樣：用他的同行巴格里奧尼的話來說，“他的確是位真正的科學家，連自己的心也像在蒸餾器里經過提純一樣……只要能給他巨大的知識積累再增加哪怕一粒芥子，他情愿犧牲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的生命，或者任何他最親愛的人的生命。”故事結尾，這位醫生最終不但毒害了女兒的心上人，也害死了女兒：她喝下情人的解藥，可是“她的機體已被拉帕其尼超凡的技術徹底改變——毒藥就是生命，所以烈性解毒藥就是死亡”。

根據小說中人物的觀察，拉帕其尼醫生的問題在于——“他對科學的關心遠遠勝過對人類的關心。他對病人的興趣僅僅是把他們當作某種新奇實驗的對象。”他自以為客觀公正，事實上卻極度自私且冷酷無情。他自稱從事科學研究是為了“讓人怕”——是為保護女兒長大后“不受侵犯”，并且為了這一目的不擇手段：置人性于不顧，視親情為羈絆。由此在對所謂的“客觀科學”的追求中扭曲了人性，迷失了自我——這也是霍桑對科學至上觀念的最峻切的反思：缺乏道德情感的理性活動是刻板、片面和危險的。對于內在世界而言，它將導致情感世界的萎縮，甚至敗壞人性；對于外部世界而言，工具理性的肆虐無可避免地會引起事實和價值的分裂，不僅破壞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而且隨著人類對科學技術的失控，可能導致一種新的奴役。霍桑最擔心的是——用他的鄰人梭羅的話說——即“人成為他所制作的工具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