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敕勒歌（漢簡隸書）

玄之又玄（木雕）

平安（蒙古文）

不久前，我來到了蒙古族書法家藝如樂圖的工作室拜訪。工作室里堆滿了各種老木頭，有門板、木樁和車輪等等，這都是他從牧區和農村一件一件收購來的。工作臺上更是五花八門，既有筆墨紙硯，更有刻刀、鉗子、錘子、刨子和鋼鋸。他自嘲說：我是書法篆刻家，也相當于八級木匠。我尤其對他的單人床上鋪的一張巨大的蒙古文書法感到好奇。他說：這幅字寫壞了，但是有幾個字自己又非常喜歡，沒舍得扔，就把它當床單鋪在這里了。

藝如樂圖畢業于內蒙古大學藝術學院美術系，現為內蒙古文聯副主席，也是西泠印社屈指可數的內蒙古社員，曾多次獲得各類獎項。據我的觀察，像他這樣蒙漢書法兼通、尤其在篆刻和刻字藝術上造詣深厚的藝術家，確實不多見。

蒙古文是由若干音節組合而成的豎型結構的拼音文字，卻又有象形的特征。有人形容蒙古文的字體很像蒙古人騎馬行走一般，字母騎字母，組成了字詞的豎型結構，所以，蒙古文字字體修長，線條勻稱，千姿百態，變化莫測。蒙古文字不僅每個字都有頭、腰、尾，而且每個字母都以人或動物的某個部分來比喻，如字角、字辮、字腦、字牙、字肚等等。這種獨特的象形結構，給藝術家提供了想象和創作的空間，也使蒙古文成為拼音文字中少有的富有書法審美價值的語言。

蒙古文書法是一個比較年輕的藝術形式。蒙古文書法的書寫在執筆和運筆方式上都與漢語書法有密切的關聯，同時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運筆方法。藝如樂圖的蒙古文書法創作，更多受到了秦漢簡牘和章草的影響。他對字尾、尤其是挑畫和捺畫的處理，粗獷而有力度，令字體有一種向前的推力和飛動感。而在字符較多的書寫中，尾部的筆畫粗細、虛實變化，剛柔適度，錯落而有序，使字與字之間或行與行之間，形成穩固而彼此呼應的整體。這一特點在他的“成吉思汗箴言”等幾幅蒙古文書法作品中尤其明顯。他的一幅蒙古文條幅，中間為大字的“平安”，濃枯并行，字體峭立而渾厚。而左側的四行朱砂小字，與右邊的上中下三枚印章遙相呼應，幾近完美。他善于利用大字與小字的結合與映襯，將文人畫的構圖與書法的空間構成巧妙地契合。他的《達·那楚克道爾吉詩一首》更是令人叫絕，小字如影隨形，大字氣勢磅礴，整體又如大汗引領千軍萬馬。“彩虹”則完全用枯墨寫就，蒙古文字特有的象形結構，使其有一種君臨天下、百花肅殺的威武和滄桑。這種氣魄與格局，即使在漢語書法中也不易見到。

漢簡牘片在20世紀才大量出土，雖多是下層文吏記述公務之筆，但其中不乏渾然天成的精品。同時，它也是中國書法由篆書開始孕育幾種字體的一個重要的開端，它所包含的豐富性，足以成為中國書法藝術的原型。藝如樂圖不僅在蒙古文書法方面受到漢簡的影響，而且在漢語書法中也繼承和發揚了漢簡的筆法和技巧。他始終自覺傳承、探索和實踐漢簡書法藝術，作為一個當代書法家，他師古卻不泥古，在借鑒古人的同時勇于創新，開辟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我非常喜歡他的《敕勒歌》，筆法、形式甚至書寫狀態，既保持了漢代簡書的自然、飛動和雄健的美感，也發揮了自己隨意、瀟灑的個性。他的漢簡隸書“杜甫詩《春夜喜雨》”，筆墨的粗細、濃枯，錯落有秩，樸拙而自然。而他的“節錄唐詩”，更是將漢簡書法藝術展現得淋漓盡致，唐詩、漢簡墨跡、不規則的牘片、朱砂印章等組合成一個詩與書的簡牘陣, 讓人嘆為觀止。

藝如樂圖最令人稱道的還是他的刻字作品。現代刻字藝術是用雕刻的手法，通過平面、立體和色彩三種構成，表現書法意境的創作形式。它是中國傳統刻字、刻畫藝術走向審美自覺的一個重要階段。藝如樂圖在吸取中原傳統工藝的基礎上，繼承了北方民族尤其是蒙古先民的巖畫和民間木雕、骨雕、氈雕和皮雕等工藝和方法，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他將書法、雕刻和繪畫有機結合，通過筆意與刀法的轉換、色彩和材料的裝飾，給人一種古樸而又現代的審美體驗。如《玄之又玄》這件作品，材料是椴木，書體是大篆，“之”與“又”字，共用一個“玄”字。三個字相互勾連穿插疊覆，構成一個既抽象又象形的富有張力的整體。“玄之又玄”出自《老子》，表達道的微妙無形以及創生萬物過程的深奧難測。“玄”字在鐘鼎文里像一根繩子兩頭對接，然后相對擰轉，形成兩個圓環，寓意事物從無到有的轉變。這件作品恰恰是這一思想的藝術體現。《天邊》也是我喜歡的作品。一塊矩形的椴本板，上方是草書的“天”，下方是大篆的“邊”，“天”字雕出板面，給人以空間上的延伸感。在技術上，藝如樂圖巧妙地體現了草書“天”字的墨趣和線條的飄逸感，達到了“若將飛而未翔”般靜與動審美的臨界狀態，而“邊”字的鐘鼎文的鏤刻效果又給人以金屬的質感和遒勁凝重的篆體風格。

總體來看，藝如樂圖是一位成就卓著又勇于探索的藝術家。他在國內的書法藝術界獨樹一幟，畫、書、印、刻字等多種藝術形式的探索為他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的書法有凝練蒼樸、金石鑄鑿的味道，刻字更是他綜合藝術素質的高度體現。他以書法為基礎，將傳統的陰刻、陽刻、透雕、浮雕等融會貫通，并結合繪畫、雕塑、裱裝、設計、裝置等藝術手法，將漢字和蒙古文字的形態在二維、三維空間中得以完美呈現，大大增強了作品的視覺擴張力和奇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