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齊 天保九年《羯摩經》卷

隋 開皇十三年楷書《禪數雜事》卷

周叔弢先生不但是著名的藏書家、藏畫家，同時還是戰國秦漢璽印和敦煌遺書的收藏家。

周叔弢先生收藏敦煌遺書（包括其他地方的傳世本寫經和日本古寫本）共256件，是個人收藏敦煌遺書中保存數量最多的一位收藏家。1981年，他將這些書籍全部捐獻給了天津藝術博物館。

殷墟甲骨、敦煌遺書和居延漢簡，被譽為中國近代考古三大發現。光緒廿六年（1900）五月廿六日，看守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籙，意外發現被封閉了數百年之久的藏經洞。洞中珍藏古寫本佛經、佛畫以及各類文書、文選等數萬件。外國所謂的探險家們聞訊后紛至沓來，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巧取豪奪，騙走了大部分珍貴遺書。直到1909年，清政府在愛國知識分子的呼吁下，電令陜甘總督檢點被斯坦因、伯希和劫余之物進京，交北京圖書館保存。但是，當地官員并沒有完全執行清政府的命令，致使仍有一部分敦煌遺書流散到社會上。在押運敦煌遺書進京的過程中，李盛鐸等人采取將完整經卷割裂成數段，上交充數的辦法，陰謀掠劫精品俵分。社會上流散的這些敦煌遺書，就成了收藏家們苦苦尋覓的珍寶。

1918年，周叔弢先生從方地山處借得唐人《阿彌陀經》卷影印100件，這是我們所知周叔弢先生參與敦煌遺書最早的活動。從此以后，他通過各種渠道開始收集敦煌遺書。周叔弢先生收藏的敦煌遺書大都是佛經，其中不少是《大藏經》失載的佛教經典。在中國印刷術發明之前，大乘佛教的典籍全靠手寫本流傳。宋太祖于開寶四年（971）命高品、張從信雕印《大藏經》。《大藏經》收集了大量的手寫本經卷。周叔弢先生收藏的經卷中，如《佛說水月觀音經》《羯摩經》《鼻耶律序》《禪數雜事（下）》等，《大藏經》中皆沒著錄，是研究佛教文化稀有的資料。其中《羯摩經》為“北齊天保九(年)四月廿五日比丘法慧敬造”(北齊九年即公元570年)。羯摩是僧團按戒律規定處理僧團和個人事務的名詞。有北齊年號的《羯摩經》在敦煌遺書中僅此一卷,當十分珍貴。此卷是敦煌遺書中較早的經卷,此經書體隸楷結合,楷書中尚遺有隸書筆意,捺筆遒勁厚重,是研究隸書向楷書演變的重要資料。而《禪數雜事（下）》為隋開皇十三年即公元593年寫的。這是一部討論佛教信徒必須遵守的規則的重要典籍,各種不同版本的《大藏經》均未收入此卷,故此應是研究佛教極為珍貴的資料。周叔弢先生收藏的經卷有不少是首尾完整的長卷，其中有紀年的卷子就有14件之多，如后周顯德五年《佛說無常經》、隋大業九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隋大業四年《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七》等皆是敦煌遺書中的精品。周叔弢先生收藏的敦煌遺書中還有一些社會文書、戶牒、雇工契、文選注以及涉及敦煌地區歷史的珍貴資料，如唐咸亨二年《胡文達牒》，系沙洲胡薩坊口戶長胡文達向上級匯報管界之內外來番戶動遷情況，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此外，《唐文選注》《日本古寫本文選注》對研究中國文學及中日文化交流都有重要價值。北齊天保九年《羯摩經》、唐開元廿年《大般涅槃經》等都堪稱中國書法史上的佳作。

方地山是周叔弢先生的同鄉和好友,也是接觸這批文物較早的一位文人。他總結敦煌文書特色時曾說：“唐人寫經是抄書，不是臨帖，如過去窮書生代人抄書院卷子。不欲過好，不得過丑。”這種依字體識別敦煌遺書真偽的方法，對周叔弢鑒別敦煌遺書頗有啟發。那位曾以卑劣手法劫掠敦煌遺書的李盛鐸，于20世紀30年代把大部分藏品高價賣給了日本人，少量被書賈購去。周叔弢先生為了集中這些散失了的文物，不惜重金，奔走廠甸，往來書肆，在來熏閣、中國書店收回不少李氏舊藏。他在搜集這批李氏舊藏敦煌遺書時也有吃虧上當買走眼的時候，1941年，天津文物市場上出現了一批頗像敦煌出來的草書帖、書籍、文書，上面大多鈐蓋著李盛鐸的收藏印。周叔弢之子周景良先生就以重金買回了《故舊帖》《戶口單》《社轉帖》以及信稿等。經仔細研究，看出是用雙鉤辦法作的贗品，后又請趙萬里先生再做鑒定，他也認為是贗品。周叔弢先生毫不猶豫地付之一炬，他說：“這些東西不能留在世上騙人。”周叔弢先生品德之高尚可見一斑。

1981年，周叔弢先生向天津市藝術博物館捐獻文物1262件，其中包括敦煌遺書256件，使天津市博物館珍藏的敦煌遺書享譽海內外。在國內除北京圖書館外，居各省市收藏單位的首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