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關于微小說的論壇上，評論家王干提到《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開辟的“一分鐘小說”欄目，以及因創作“一分鐘小說”而得名的眾多作家。這讓我驀然回憶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進“一分鐘小說”世界的。

1986年秋天的一個下午，我代表東城區文化館文學講習班邀請趙大年老師為業余作者講課。大年先生很爽快，沒有半點猶豫就來了。講完課后，他對我說，《北京晚報》的編輯魏錚約我寫一篇小小說，剛剛寫好，請你交給魏編輯。現在正是小小說蓬勃發展的時候，你不僅要寫散文也應該多寫小小說。你對生活很了解，小小說都是來自生活底層，它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很值得寫。

大年先生的話讓我熱血沸騰。回來的路上，我拿起他的小說仔細拜讀起來，深深被其文字的魅力所吸引，雖然篇幅很短，但意蘊豐厚，盡管寫的都是小細節，攝取的都是普通生活的片段，但卻有著對生活的高度濃縮與升華。后來，我按照大年先生的小說路數也寫了一篇，同時寄給了魏錚兄，就這樣我也踏上了小小說的創作之路。

也正是這次機緣，我參加了《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舉辦的“一分鐘小說”約稿會。這次約稿會由在“五色土”副刊工作的李鳳祥先生和魏錚兄組織，參加者既有王蒙、劉紹棠、劉心武、趙大年、中杰英等名家，也有吳金良、袁一強和我這樣的年輕作者。當時，魏錚邀請作家們為“一分鐘小說”欄目供稿。作為創作新手，我自然特別高興，特別是自己的作品能夠與中國文壇的一流作家的作品刊發在同一個版面上，興奮的心情難以言表。也正是從那時起，我一邊寫散文，一邊投身于小小說的創作，作品不時見諸報端。這不僅激勵了我的創作欲望，同時也給我以鼓勵和信心。1990年，我的“一分鐘小說”《孝順》在《北京晚報》副刊征文中獲了獎，還有幸被《新華文摘》轉載，第二年又選入中學生語文教材。自此以后，我對小小說這種形式更加喜歡，也更加投入。

那時候，創作“一分鐘小說”形成一股熱潮。很多作家非常活躍，創作量也相當大，比如吳金良、袁一強和星竹等，幾乎一周就發表一篇小小說。然而到了90年代末，袁一強兄去寫長篇了，他最先離開了小小說創作；星竹還在寫，但也開始創作長篇和電影劇本了；只有吳金良還在堅持小小說的創作。我自己后來去編《文化周刊》了。在主編《文化周刊》的那8年中，雖然我沒有時間和精力再去創作小小說，但我深知小小說對于一張報紙的重要性，不管版面怎么變動，少不了的就是“小小說”欄目。其實這不僅基于對小小說的情感和喜愛，更是因為知道讀者喜歡什么樣的作品。

我再次拿起筆創作小小說，是因為另外的機緣。2013年的春天，《民族文學》朝鮮文版作家翻譯家改稿會在延邊舉辦，正是在那次會議上，《天池小小說》雜志的主編黃靈香盛情邀請我為他們雜志創作小小說。我笑了笑說，已很多年不寫小小說了。但她依然堅持：“這是一本小刊物，沒有經費，自生自滅，我們一直堅持著，特別需要你們的支持。”

我感動于黃主編為了這本刊物的付出與執著，重新點燃了我創作小小說的激情。在國慶節放假期間，我一個人靜靜地坐在電腦前，將積攢于腦中的諸多故事翻找出來，創作了十余篇小小說發給了她。很快，我的作品《兩棵樹》就刊發于《天池小小說》，后來被《小說選刊》選載后，又被收錄在2014年最優秀小小說選本中。這再次讓我感受到了小小說的魅力。

我們應該重新重視“一分鐘小說”，為它提供發表的平臺。作為辦刊人，我深知道，給讀者以位置就是給自己刊物以位置，這不僅僅是發行量的問題，更是刊物為誰辦、辦給誰的大問題。一本刊物的成功應該具備三個方面的因素：其一，是刊物主編的視野與胸懷；其二，作者的作品是否接地氣；其三，讀者的認知度、喜歡度。這三個因素缺一不可。現在，《小說選刊》增加了頁碼，給予小小說足夠的版面、容量和支持。同時，給予作者以展示作品的陣地，給予讀者在互聯網時代能夠快速讀精短的、微小作品的平臺，三位一體，成犄角之勢，這是個改變，也是個突破，更是一個大膽的選擇。《民族文學》雜志社的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和朝鮮文5本刊物是選刊類刊物，所以在小說欄目中增加小小說的分量是我們的不二選擇。

文學需要全民的熱愛，小小說作為文學品種之一，同樣需要作家、刊物、讀者的支持，因為我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繁榮文學創作，提高全民素質，為“全民閱讀”提供優質的作品，為貼近百姓、貼近生活，創作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經典篇章而不懈奮斗。

愿小小說成為“大”說，愿文學不以長短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