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是我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永恒主題。從古至今，有很多優(yōu)秀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詩人以自己手中的筆抒發(fā)了對民族存亡的憂慮和對人民的深沉之愛。筆者曾在《愛國主義：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永恒主題》(見3月9日《文藝報》)一文中總結(jié)過新中國成立前的少數(shù)民族愛國主義書寫。本文擬描述新中國成立之后少數(shù)民族文學的愛國主義書寫，包括其演變軌跡、視角轉(zhuǎn)換、內(nèi)容拓展和藝術(shù)創(chuàng)新等，旨在加深人們對這一重要問題的認識與理解。

四野謳歌，萬方樂奏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少數(shù)民族作家抒寫愛國情懷的詩歌數(shù)量龐大而且異彩紛呈，是中國當代文學領域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在短短十幾年間，維吾爾族的尼米希依提、鐵依甫江、克里木·霍加，哈薩克族的庫爾班阿里，蒙古族的納·賽音朝克圖、巴·布林貝赫，藏族的擦珠·阿旺洛桑、饒階巴桑、丹真貢布，朝鮮族的李旭、金哲、任曉遠，壯族的韋其麟、黃勇剎、莎紅，滿族的丁耶、胡昭，回族的沙蕾、木斧、馬瑞麟，彝族的吳琪拉達，苗族的石太瑞，侗族的苗延秀，土家族的汪承棟，仫佬族的包玉堂，白族的曉雪、張長，傣族的波玉溫、康朗英、康朗甩等詩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愛國主義詩篇，產(chǎn)生了廣泛影響。詩人袁鷹1963年1月發(fā)表在《詩刊》上的專題評論《心貼著祖國跳蕩》是這樣描述的：“我們讀過不少兄弟民族詩人的詩篇，它們有的訴說舊社會的苦難，有的贊頌新時代的歡愉，有的敘述本民族的英雄傳說，有的描繪本民族的風俗和愛情，笙簫管笛，鐵板銅琶，四野謳歌，萬方樂奏，構(gòu)成了一部洪亮明快的交響樂。”

詩人們各呈其才，現(xiàn)在只能挑出其中的幾位加以詳細分析。

維吾爾族詩人尼米希依提，原名艾爾米葉·伊里·賽依拉姆，1933年參與反抗封建暴政，遭槍擊幸存，遂改名尼米希依提，維吾爾語意為“半條命”或“半個英烈”。新中國成立前，他的詩如激越的戰(zhàn)鼓，充滿戰(zhàn)斗豪情；新中國成立后，其詩像過去一樣熱情澎湃，但主要內(nèi)容有了很大變化：歌唱新中國，表達對祖國和人民的無限熱愛。1956年7月，寫赴麥加朝覲途中思念祖國的詩作《無盡的想念》，是其代表作之一。詩人在朝覲途中，不論經(jīng)過哪里，都思念祖國，魂牽夢繞，歸心似箭。最后到麥加在天房做宗教功課，心里想的還是祖國：“停了一天我們又向天房出發(fā)，/在天房做了一夜的功課，/我們奔走在薩法與麥爾臥之間，/當我純潔地出來時，我為你祈禱平安。”此詩不僅表現(xiàn)了對宗教的虔誠，也表現(xiàn)了詩人對祖國的忠貞，愛國愛教，在這里達到了高度統(tǒng)一。

維吾爾族詩人鐵依甫江在少年時代便傾心詩歌，能背誦上千首詩作，崇敬愛國詩人黎·穆塔里甫。新中國成立后，他出版了十多部高質(zhì)量的維文、漢文詩集和譯著，豐富了我國當代多民族文學寶庫。他熱情地歌唱祖國、歌唱人民、歌唱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不少詩篇可以合著“十二木卡姆”曲調(diào)歌唱，幾十年來一直被傳唱于我國大西北廣袤的綠洲和浩瀚的戈壁之上。其寫于1962年的詩作《祖國，我生命的土壤》，堪稱中國愛國主義文學的經(jīng)典篇章。詩人把祖國看作自己“生命的土壤”，祖國的每一粒砂土在他心目中都是“無比珍貴的圖蒂亞”(即維吾爾民間傳說中具有神奇療效可使盲者復明的圣土)。詩中寫到：“祖國之愛就是我的愛，/祖國之恨就是我的恨。/她的任何煩惱憂愁，/都會牽動我的每根神經(jīng)。”

蒙古族詩人納·賽音朝克圖于19世紀30年代步入文壇，是蒙古族現(xiàn)當代詩歌的重要開拓者之一，在海內(nèi)外詩壇有廣泛影響。他在新中國成立10周年慶典時寫的1300行長詩《狂歡之歌》，是其晚年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由現(xiàn)實回溯歷史，描繪了內(nèi)蒙古草原苦難的昨天、幸福的今天和美好的明天，字里行間洋溢著對黨、對祖國和對各族人民真摯的愛，充滿草原氣息，蘊藉著蒙古族人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比興縱橫，意象蔥蘢，情采壯美。

蒙古族詩人巴·布林貝赫也是我國蒙古族新文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上世紀50年代初創(chuàng)作的《心與乳》和為新中國成立10周年而作的700行長詩《生命的禮花》，是其早年的代表作。他把英雄史詩的粗獷與民間情歌的柔美結(jié)合起來，探求一種有蒙古族文化特色的藝術(shù)形式，所以他的愛國主義書寫在中國多民族詩壇上獨樹一幟，為國內(nèi)外詩壇稱道。巴·布林貝赫有20余部蒙漢文詩集譯著和詩學專著，每一部都寫出了很深刻的觀點，在國內(nèi)外產(chǎn)生了廣泛的影響。

通過故事表達新風

新中國成立后，因得天時、地利、人和，少數(shù)民族小說創(chuàng)作風生水起，引起廣泛關注。被老舍稱為“文壇千里馬”的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一馬當先，其成名作《科爾沁草原的人們》1952年1月在《人民文學》上發(fā)表，當月1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文化簡評”，稱贊這篇小說“寫了新的主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反映了現(xiàn)實生活中先進的力量，用新的倫理理念和新的道德精神教育人民”。瑪拉沁夫后來接連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春的喜歌》《花的草原》和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上)，都充滿了對蒙古草原和新中國的熱愛。特別是他的長篇小說《茫茫的草原》，以史詩性的宏大敘事，反映了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草原人民爭取翻身解放的偉大斗爭。在1963年出版的《讀書雜記》中，茅盾指出：當時一些作者下筆“從政策出發(fā)，而不從生活出發(fā)”，“瑪拉沁夫的作品，好處就在它們都是‘從生活出發(fā)’。瑪拉沁夫富有生活的積累，同時又富于詩人的氣質(zhì)，這就形成了他的作品的風格——自在而清麗。”愛祖國、愛人民、愛草原、愛生活，從生活出發(fā)進行創(chuàng)作，正是瑪拉沁夫步入文壇便對中國多民族文學發(fā)展作出重大貢獻、60多年來一直為國內(nèi)外文壇廣泛關注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后的17年間，少數(shù)民族小說大量問世，滿族的端木蕻良、舒群、馬加、關沫南，維吾爾族的祖農(nóng)·哈迪爾，哈薩克族的郝力斯汗，壯族的陸地，彝族的李喬、李納、普飛、蘇曉星，回族的胡奇、哈寬貴，苗族的陳靖、伍略，朝鮮族的李根全，白族的楊蘇，土家族的孫健忠，侗族的滕樹嵩，以及蒙古族的敖德斯爾、扎拉嘎胡、安柯欽夫、朋斯克等作家，都在愛國主義書寫方面傾注了大量心血，為那個時代留下了不可忽視的文學記憶。

其中，李喬描寫新中國成立前后彝族地區(qū)歷史巨變、歌唱涼山彝族奴隸翻身解放的多卷本小說《歡笑的金沙江》，是不可多得的長篇巨著。此書第一卷剛問世，馮牧便在1959年第1期《文藝報》上稱贊它是“一本既能鼓舞人們的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熱情，又能給讀者許多豐富有趣的社會生活知識的優(yōu)秀作品。”1995年中共中央宣部推舉“中華愛國主義文學名著”百部叢書，此書也在推薦之列。陸地描寫廣西土地改革的長篇小說《美麗的南方》，在表現(xiàn)翻身農(nóng)民和土改工作隊員的家國情懷方面有不少獨到之處。

戲劇和電影領域的探索

老舍在愛國主義文學書寫方面成就最為突出，為中國各民族作家樹立了光輝榜樣。散文《我熱愛新北京》、小說《正紅旗下》、話劇《龍須溝》《茶館》，都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文學精品，體現(xiàn)出了濃烈的愛國主義情懷。《茶館》轟動中國，也轟動世界，獲得東西方讀者、觀眾的一致好評。關于《茶館》，老舍說他寫作的目的是要“葬送三個時代”。這一論述背后有著十分重要的潛臺詞。老舍理直氣壯地書寫《我熱愛新北京》，在《龍須溝》中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新北京、新中國與舊北平、舊中國的天壤之別，這說明他在《茶館》中不僅要“葬送”舊中國的“三個時代”，而且要禮贊新中國的成立，讓觀眾作新舊兩重天的比較對照，從而進一步提升海內(nèi)外觀眾對偉大的新中國的熱愛或認同。

可以說，這一時期的戲劇和電影文學大都洋溢著愛國主義精神，彰顯了全國各民族大團結(jié)的訴求。例如，維吾爾族作家包爾漢的話劇《火焰山的怒吼》、賽福鼎的歌劇《戰(zhàn)斗的歷程》，蒙古族作家超克圖納仁的話劇《金鷹》，赫哲族作家烏·白辛的劇本《赫哲人的婚禮》，還有滿族作家顏一煙的劇本《中華女兒》和壯族作家周民震的劇本《苗家兒女》等，都是當時人們耳熟能詳?shù)淖髌罚行┲两襁€為文學史家所稱道。

總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前17年，中國多民族文學的愛國主義書寫是中國文學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茅盾1960年7月在中國文學藝術(shù)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列舉了兄弟民族詩人、小說家、劇作家和電影文學家的名字及其代表作，高度評價他們反映少數(shù)民族在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革命斗爭、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建設社會主義的沖天干勁以及民族間團結(jié)友愛的作品，稱贊這些作品“在數(shù)量和質(zhì)量上都有很大的成就”，少數(shù)民族文學“真正是花團錦簇，盛況空前”。

當然，接下來有“文革”10年，中國多民族文壇充滿肅殺之氣，美麗的百花園破敗凋零，不少作家詩人身心遭到嚴重傷害，老舍、納·賽音朝克圖等文學大家甚至因受迫害至死。好在隨著“文革”結(jié)束，改革開放到來，中國多民族文學又迎來了第二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