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 劉錫誠 著 河南大學出版社

《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出版后，得到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研究部和機關刊物《民間文化論壇》的極高評價，在此刊物2014年第2期的封2版面上刊登了幅紅色的書影和一篇專門推薦評論這本書的文章，說“全書規模宏大，材料豐富，將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著名的學者、學派，網羅殆盡”。

后來我找來一本看了，發現此書存在問題，因此在這篇文章里提出我的一些具體意見。

一

我以為，一本學術史起碼應該把100年來中國民間文學調查研究的歷史進步軌跡的歷程弄清楚，但是，此書并沒有提出這個任務。為了達到這個基本要求，學術史應該以學術思想的進步、創新為線索，來組織篇章結構，以學術為主，而不能以人為主，而此書卻是以人為主進行論述的。這樣學術史就成了人物的歷史，成了一部學術資料集。

民間文學是一種特殊的文學。特殊在哪兒呢？作者說，民間文學的特殊性就表現在它是“不自覺的文學創作”，也就是“無意識的文學創作”。他說：“民間故事是一種有別于文人創作的創作，原則上說，它是一種不自覺的藝術創作。”所以反對“用思想性、藝術性、創作方法”的概念來分析民間文學，這當然取消了民間文學的文學性，反對文學角度的研究，從而只肯定“民俗學派”。

不能講思想性、藝術性，用這樣的指導思想去寫學術史，還會否定民間文學的社會作用，否定革命的民間文學。

此書在談到延安學派時說，何其芳、林山、周文等人的延安學派，只重視文學，所以“有嚴重缺點”。對此派基本上是否定的，并且講的很少，似乎新中國成立后就沒有了，甚至連1950年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的成立，都沒有提。對賈芝同志這樣的重要人物，也不怎么提，甚至說50年代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是“極左”，用“基本上墮入了庸俗社會學和文藝學的觀點和方法”加以否定。民間文學幾千年來就是人民革命的斗爭工具，紅色歌謠在革命斗爭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怎么能夠隨便否定呢？這是不科學的。

對民俗學派則評價很高，說“民俗學派是20世紀中國民間文藝學史上延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至今仍然活躍于學壇上的流派(學派)”。相比之下，這當然也是取消民間文學文學性的一種表現。

作者在《民間文學：理論與方法》一書中，還有一段話說得更清楚，“不幸《歌謠周刊》刊行的動機是由于少數文學家的一時高興，并且是偏重在文藝方面找材料”“到了廣州又有《民間文藝》《民俗周刊》，而投稿的依然偏重在含有文藝性的歌謠、故事或傳說，這種現象不能不說是歷史的遺憾”。

因為作者只強調民間文學的“社會文化史價值”，所以對胡適1936年主持的北大《歌謠周刊》復刊后，朱自清、朱光潛等許多人的文學研究，都是否定的，說：“在方法和研究水平方面，說不上有什么大的進展。”

二

《20世紀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對許多重要人物有重大的缺漏。

例如蔡元培，書中只肯定他支持搜集歌謠，一帶而過。但蔡元培在民間文學、俗文學、民俗學、人類學四個學科都有許多杰出的貢獻，在中國民間文學學術史上有巨大的影響。我曾經花大力氣寫過幾篇長文——《蔡元培先生與民間文學》《蔡元培先生與俗文學》《蔡元培先生與民俗學》《蔡元培先生與人類學》，用大量資料證明蔡元培在國外留學學的并不是哲學、教育學，而是人類學。如此重要人物的學術成就，一點不寫，實在是重大的缺漏。

魯迅先生的《不識字的作家》，是一篇極其重要的綱領性文章，全面論述了民間文學的特點和在文學史上極其重要的作用。可是這本書，卻對民間文學這樣重要的綱領性文章，一點不講。大概講民間“作家”就是講“文學”了，當然與他的學術史無關。何況晚年的魯迅已經用馬克思主義研究民間文學，就更不值一提了。

在民間文學理論上，應該有民間文學本體論、價值論和方法論。這三個方面的基本理論，學術史不能不寫。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民間文藝學在本體論方面有重大的創新，突破了過去民間文學三大性的理論，提出并論證了民間文學的立體性特點。對此，車錫倫教授認為立體性理論已經在學界成為共識；臺灣中國文化大學民間文學的主講教授陳勁榛先生寫了兩篇長文，研究立體性和立體思維，認為是新中國民間文學理論的主要創新。可是，此書卻完全看不到這些本體論創新價值的具體內容。

在民間文學研究的方法論方面，《中國民間文學概要》對多種民間文學調查研究方法有全面的論述，特別是民間文學的“立體描寫方法”，對調查中如何保存活態民間文學的原生態面貌，做了具體的分析。這是方法論上的重大理論創新。這種方法論的創新，在1981年的《加強民間文學的描寫研究》一文中，就有了具體論述。此文曾經被貴州、廣西、青海等地民研會的刊物所刊載。后來，“要使人看到活魚，而不是魚干兒”的民間文學調查記錄要求，已經深入人心。賈芝同志在云南山區曾經聽到一位民間文學工作者說過這句話，認為很好。這說明立體描寫的方法論影響深遠，可是此書中卻完全沒提這樣重大的理論創新。

三

書中存在一些知識性錯誤和缺陷。

例如，把譚達先的《民間童謠散論》說成是天鷹的作品；把文人的隱語說成是民間謎語；把文人的詞也都說成是民間文學；不知錢毅是阿英的兒子；不知《民間文學集刊》是賈芝同志主編的，更不知這個刊物出了三期就停刊的原因是因為馮雪峰要解散民研會，而說它“因為抗美援朝而停刊”。

我記得文學研究所所長許覺民同志說過，民間文學與文人作家的創作不同，就在于它沒有現成的書，要下去調查記錄的。賈芝同志也非常注意民間文學這個活態文學的特點。而這部學術史中，卻往往只是羅列書目，不談如何記錄，也不談民間口頭文學的記錄者。

例如，不知阿凡提故事的調查記錄和翻譯者趙世杰等同志和新疆出版的《笑之研究——阿凡提笑話論文集》，此書有文章批評“西方喜劇美學有嚴重不足”的學術創新，1984年和1987年曾受到國際學術組織領導人的高度評價，而此書卻一字不提；此書不提北大中文系和北大民俗學會進行民間文學實習調查的重要實踐；不知北大與民研會合作編輯出版的三大本《中國歌謠資料》和十幾本油印資料。

更大的缺漏是，此書完全不提1978年10月在蘭州召開的少數民族文學教材編寫與學術討論會。而這是改革開放后民間文學大發展的光輝起點。

該書作者曾在會上呼吁“建設我國自己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民間文藝學理論體系”。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的民間文學理論體系？作者沒談過。而在學術史中，這應該是極其重要的內容。

學術事業是嚴肅的，學術著作一定要經受時間的考驗，用真正的科學標準去衡量，才是可靠的。我愿意堅持這個標準，歡迎不同意見的爭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