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常寫常新的主題。擁有家國情懷的作品，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習近平總書記的論斷高屋建瓴，不僅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而且有深邃的歷史感和高度的前瞻性，對我國各民族作家總結歷史經驗、貼近現實生活、正確面向未來、不斷提升愛國主義書寫水平、更有力地推動中華兒女團結奮斗，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實際上，愛國主義一直以來都是少數民族文學書寫的光輝傳統，不同的作家以各具特色的作品展現了自己的愛國主義情懷，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產生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20世紀初葉，許多少數民族知識分子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和影響，積極參加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接著有不少參加中國共產黨，進行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在血與火的斗爭中對祖國對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其中不少人面對國內外敵人滴血的屠刀，壯烈地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榮耀先(蒙古族)、龍大道(侗族)、鄧恩銘(水族)、趙世炎(土家族)、馬駿(回族)、郭隆真(回族)、劉清揚(回族)、施滉(白族)、張伯簡(白族)、韋拔群(壯族)等等，都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永垂不朽的革命前輩，他們大量的詩詞、文章、演講乃至誓言，都堪稱愛國主義文學的輝煌篇章，其中有取之不盡的精神財富。

例如，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馬駿帶領學生發出怒吼：“誓保祖國！誓挽國權！誓雪國恥！誓除國賊！誓共安危！誓同始終！”這不是文學，又最是文學，因為它是膽識、血性、生命的熔鑄。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1931年就義前在獄中寫給母親這樣一封家書：“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還有1932年在上海龍華與詩人殷夫等一同就義的龍大道的詩：“身在牢房志更強，拋頭碎骨氣昂揚。烏云總有一日散，共產東方出太陽。”這樣有骨氣有底氣的詩文，讓人不禁聯想到魯迅評價殷夫詩文的名言：“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白莽作〈孩兒塔)序》)

到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各族人民在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寫出了一批富有愛國情懷的文學作品。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認為，以抗日為題材的作品中有大量經典之作，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文學高度。抗戰精神“是冒著敵人的炮火用鮮血筑起的長城”，“是無數活著的和逝去的戰士與烈士們共同譜寫的英雄樂章，是我們的永遠的支撐力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的確，在14年抗戰中，中國文學所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我們認識有關作家作品的一把鑰匙。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占領中國東北，東北各族人民從此開始了長達14年敵我力量懸殊的浴血奮戰，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犧牲和重要貢獻。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企圖占領全中國，中華民族全體總動員，進行全面抗戰。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立下了不朽的豐碑，使中國人民贏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中國各民族作家抗戰14年間滿懷愛國情懷的書寫，也給中國和世界人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記憶。

比如，“東北抗日作家群”的作家們，不論是流亡者還是留守者，都有不同尋常的業績。其中有不少是少數民族作家，如滿族作家李輝英、舒群、金劍嘯、馬加、端木蕻良等，在中國抗戰文學史乃至整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李輝英說：“我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后，因為憤慨于一夜之間失去了沈陽、長春兩城，以及不旋踵間，又失去了整個東北四省的大片國土和三千萬人民被奴役的亡國亡省痛心情況下而執筆為文的。”(李雙慶：《李輝英先生談生活與創作經驗》)他在“九·一八”事變后流亡，1932年在丁玲主編的《北斗》上發表以東北為背景的抗日題材小說《最后一課》，此后一發不可收，寫了不少以抗日為主要內容的作品。茅盾當年曾在《“九·一八”以后的反日文學中》對李其長篇小說《萬寶山》的得失進行分析，認為小說選取“涉及中國歷史命運的重大事件作為表現的內容，就決定了它的歷史性意義”。舒群“九·一八”事變后離開家鄉，投身抗日義勇軍，1932年參加第三國際中國組工作，1935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6年發表成名作《沒有祖國的孩子》，受到周揚、周立波的高度評價。作品以東北淪陷區為背景，敘述了中、蘇、朝三個孩子的故事，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和真摯的國際主義情誼。

八年全面抗戰中，神州大地東西南北都燃燒起抗戰的怒火，抗日救國成為中華民族的首要任務，也是多數中國作家文學創作的第一關鍵詞。“七·七”事變后不久，滿族作家老舍便離開已淪陷的北平，輾轉到了武漢，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籌備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立事宜。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武漢成立，老舍被推舉為總務組組長，成為協會的總負責人。在擔任繁重組織領導工作的同時，老舍不遺余力，8年內接連創作了9部戲劇，為中國各民族作家以筆作槍投身抗日救國作出了光輝榜樣。他抗戰勝利后出版的《四世同堂》，反映了八年抗戰的全過程，突出表現了中國精神，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尊嚴，是一部偉大的史詩。

全面抗戰期間，不論在抗日根據地、國統區還是在淪陷區，也不論是在內地還是在邊疆，中國各民族作家都經受了嚴酷的戰爭洗禮，也正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作家群體的中華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得到了進一步提升。自稱“苗蠻子”又心儀“永恒不變之美”的沈從文，在八年全面抗戰中同樣不乏家國情懷，在不少作品中流露出疆場殺敵的豪氣。例如，《昆明冬景》中就借人物對話，說出“我去打仗，保衛武漢三鎮”的話語。蒙古族作家蕭乾對“二戰”歐洲戰場的報道意義重大，他的小說、散文和報告文學作品，如《夢之谷》《湘黔道上》《由香港到寶安》《劉粹剛之死》《血肉筑成的滇緬路》等，也是不可多得的抗戰文學佳作。其中，散文《劉粹剛之死》敘述中國空軍第五大隊二十四隊隊長劉粹剛壯烈犧牲之前的事跡，其中有他生前與25歲的妻子許希麟往來的兩封書信。報告文學《血肉筑成的滇緬路》真實、生動地記錄了云南各族人民以血肉之軀修筑從云南到緬甸的道路支援抗日戰爭的故事，寫的是普通百姓，可故事感天撼地。

在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認同感空前增強，各族人民群眾支持抗戰，眾志成城。《康藏民眾代表慰問前線將士書》寫到：“日本帝國主義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實欲亡我整個國家，奴我整個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無茍全幸存之理。” 誓死抗戰，用血肉筑起新的長城，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誓言。慰問書本身也是抗戰文學遺存，聲情并茂，字字有金石聲和刀槍搏擊聲。抗日戰爭期間出現了許多少數民族抗日英雄，也出現了許多拿筆作槍打擊日本侵略者的少數民族文學精英。李喬(彝族)、萬里云(壯族)、陸地(壯族)、潘萬霖(侗族)、苗延秀(侗族)、郭基南(錫伯族)、李寒谷(納西族)、馬子華(白族)、張子齋(白族)、烏·辛(赫哲族)等等。從族別看，滿、回、蒙、維作家較多，除上文列舉諸作家外，滿族還有顏一煙、胡可、關沫南，回族有沙蕾、馬宗融、沙陸墟、李超、胡奇、穆青、白平階，蒙古族還有納·賽音朝克圖、齊燕銘、牛漢、云照光，維吾爾族還有賽福鼎、包爾漢、尼米希依提、祖農·哈迪爾、黎·穆塔里甫等。少數民族作家群的出現有深刻復雜的原因，但是與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愛國主義者需要以文藝為武器打擊敵人、消滅敵人有根本聯系。

這些少數民族作家因為家庭出身、民族歸屬、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人生經歷、創作經驗和文學個性不同，所以創作差異必然存在，但是他們都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最讓人難以忘懷的是，很多人還因為用文學表達愛國主義精神和自己的理想愿望，犧牲了寶貴生命。維吾爾族作家黎·穆塔里甫就是其中的一個。穆塔里甫1922年出生于新疆伊犁地區尼勒克縣，中學未畢業就開始寫詩，19歲就創作了著名詩篇《中國》。他的創作生涯和八年抗戰正好重疊。他的詩作《給歲月的答復》《直到紅色的花朵鋪滿了宇宙》《五月——戰斗之月》《當突破黑暗，留下足跡的時候》《偉大的祖國》《愛與恨》《幻想的追求》、劇本《奇曼古麗》《戰斗的姑娘》《暴風后的太陽》《青壯丹》和雜文《在殘廢的恐怖中》《“皇軍”的苦悶》等，大都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詩歌在他創作中占主導地位，詩人蕭三曾把他稱為“天才詩人”，并說“他的詩在我國多民族的詩圃里是一朵放著異彩的花”。然而，這位“天才詩人”卻因為書寫愛國主義精神，1945年9月18日被反動力量血腥地殺害了，年僅23歲。這是中國多民族詩壇也是中華民族的損失。穆塔里甫的詩作《中國》曾滿懷激情地呼喚黎明，呼喚新中國，憎恨萬分地稱日本侵略者為“烏鴉”，激勵中國各族人民投入拯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贊揚愛國志士和游擊隊員的英雄壯舉，吁請中國各族人民“在世界上建立惟一的、嶄新的、獨立的中國”，“豎起永遠飄揚的、千秋不倒的旗幟”，這也正是當時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心聲。

對愛國主義情懷的抒寫，到今天依然很昌盛。在新的歷史語境下，愛國情懷的表達迎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需要作家們以嶄新的視角來對此加以把握。我們期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