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白石對自己的題畫詩無比自豪。眾人喜歡他的畫，但他卻說“我詩第一，印次之，書再次之，畫更次之”。齊說自己的畫在詩、印、書之后，當(dāng)然是謙辭。但是，齊自詡“詩第一”，則顯示了詩在中國文藝史里曾有過的獨尊地位。國畫里往往有題畫詩，則在一定程度上抬升了畫的品位。

　　詩與畫，在文采斑斕的兩宋就完成了天作之合。治理國家有些蹩腳，但畫藝詩藝冠絕的宋徽宗趙佶，其《瑞鶴圖》幾乎是詩畫合璧的典范。除了圖的典雅外，一首題畫詩，不僅讓詩、畫、書相映成趣，而且提升了畫面的美好寓意。“清曉觚稜拂彩霓，仙禽告瑞忽來儀。飄飄元是三山侶，兩兩還呈千歲姿。似擬碧鸞棲寶閣，豈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當(dāng)?shù)りI。故使憧憧庶俗知。”到了山水畫大發(fā)展的元代，題畫詩更加派上了“用場”。開山水畫先河的黃公望，其畫開闊，題畫詩也寫得大氣。《為張伯雨畫仙山圖》有題畫詩二首，其中一首“東望蓬萊弱水長，方壺宮闕鎮(zhèn)芝房。誰憐誤落塵寰久，曾嗽飛霞燕帝觴”。由宋元明至清，題畫詩達(dá)到高峰，如石濤等畫家的題畫詩，絲毫不亞于當(dāng)時的著名詩人之作。

　　眾所周知，石濤的山水畫獨步天下。山水畫里的眾多題畫詩是石濤山水畫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明明垂柳下，春水滿山田，農(nóng)夫寒帶雨，耕破一溪煙”(黃山游蹤圖三)；“一水孤蒲綠，半天云雨清，扁舟去遠(yuǎn)浦，可遂打魚情”(黃山游蹤圖一)；“游人若宿祥符寺，先去湯池一洗之。百劫塵根都洗盡，好登峰頂細(xì)吟詩”(黃山八勝圖六)。在花鳥畫里，題畫詩數(shù)量也不少：“度索山光醉月華，碧空無際染朝霞。東風(fēng)得意乘消息，變作夭桃世上花”(桃花)；“誰將冰雪折成球，此輩應(yīng)知非濁流。記得瓊花尤出色，高高飛上白云樓”(繡球花)；“何必秋風(fēng)想會芽，菜根無乃是靈根。寫來淡墨清泉里，留與肥耳作孟鄰”(白菜)等。要禪義有禪義、要情趣有情趣、要哲理有哲理、要生活有生活，這些題畫詩不僅充實了畫中之畫，而且擴(kuò)大到畫外之畫。進(jìn)而讓題畫詩形成一種具有獨立意義的詩格詩風(fēng)。甚至有時，題畫詩才是真正主角。石濤有一幅《對牛彈琴圖》，畫面只一撫琴老者與一靜靜臥著的墨牛，老者與墨牛相對而坐，沒有設(shè)色，畫面極為簡約，題畫詩則有六首古風(fēng)，近800字，布滿畫面。最精彩的是第六首的最末幾句：“世上琴聲盡說假，不如此牛聽得真。聽真聽假聚復(fù)散，琴聲如暮牛如旦。牛叫知音切莫彈，此調(diào)一曲琴先爛”。

　　詩入畫也是文人畫的重要標(biāo)志之一。到了近現(xiàn)代，如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李(可染)等，其畫其詩都有很高的成就。特別是齊、傅兩人的題畫詩，除了繼承中國詩學(xué)的典雅傳統(tǒng)之外，在大眾化和口語化方面，還造出一片新聲。齊在花鳥畫方面的造詣與成就幾無人能及，花鳥畫上的題畫詩也可圈可點。如“黃花正色未為工，不入時人眾眼中。草木也知通世法，舍身學(xué)得牡丹紅”；“八哥解語偏饒舌，鸚鵡能言有是非。省卻人間煩惱事，斜陽古樹看鴉歸”(菊花八哥)；“卅載何須淚不干，從來生女勝生男。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王三”(青蛙蝌蚪)。《九歌》在楚辭里雖屬民歌，但時隔兩千多年，《九歌》已非一般人可讀。傅抱石一生極喜《九歌》，同一題材畫有多幅。在畫《九歌》時，大量地使用白話。如“荷花衫子蕙花帶，你忽然去，忽然又來。你晚上睡在天宮，在云端為誰等待”(少司命)；“云神放耀光，賽得太陰與太陽。坐在龍車上，身穿著五彩的衣裳。她要在空中翱翔，游覽四方”(云中君)。可見題畫詩在傅抱石手里，已經(jīng)與五四白話新詩有機(jī)接軌。

　　白話詩入國畫，這是了不起的一個變化。這一變化表明，國畫的創(chuàng)新途徑既然可以是多樣的，詩的創(chuàng)新也具多條路徑，問題在于畫家詩人們敢不敢于去試。我們的先人，無論是畫是詩，并不墨守成規(guī)，而是以搖曳多姿的題畫詩，擴(kuò)大了國畫的天地，同時讓詩也獲得了另外一種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