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譯林》雜志1979年創刊，您1986年來到《譯林》任編輯，一直做到社長，創刊伊始的《譯林》雜志秉承怎樣的辦刊宗旨？30多年的歷程走下來，最初的宗旨是否有所調整？

顧愛彬：我在《譯林》雜志及后來的譯林出版社服務近30年，對它有著非常深厚的感情。創刊伊始的《譯林》確立的是“打開窗口，了解世界”的宗旨。30多年來，雖然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這一基本宗旨并沒有改變。與形勢發展相適應的，我們也做了一些變化，比如譯林出版社現在的口號是：“譯，傳承，超越”。《譯林》雜志也在根據新的情況，在保證原宗旨的前提下做部分調整。

記者：《譯林》雜志刊發了很多西方通俗長篇小說，像偵探、冒險類的小說等，這是它不同于其他同類外國文學雜志的地方，以此作為主打是出于何種考慮？

顧愛彬：首先我想修訂的一點是，盡管《譯林》刊發的長篇小說大多數出自西方作家之手，但我們也沒有忽視其他國家與地區的長篇小說創作，比如日本作品。

之所以以通俗小說為主，出于以下考慮。第一，《譯林》從創刊起，就致力于介紹國外的優秀暢銷小說。這也是它受到讀者歡迎的很重要的原因。第二，可讀性是《譯林》一直強調的，而在文學作品中，暢銷小說或者通俗小說是最具有可讀性的。以上兩點是《譯林》有別于其他外國文學雜志的地方，也是《譯林》長久以來保持的鮮明個性和特色。當然，以通俗小說為主打，不代表我們忽視純文學作品的譯介。這一工作主要由譯林出版社的外國文學出版分社來承擔。

記者：我注意到除了刊登外國長篇和中短篇小說的譯作，《譯林》也開設了名家名作評論、翻譯漫談、國外風情等學術、隨筆類文章。那么，雜志的主要定位是怎樣的？

顧愛彬：《譯林》是外國文學雜志，同時也是曾經培養過大批翻譯人才的一個平臺。名家名作評論、翻譯漫談、國外風情這樣的欄目，我們自己把它們視為軟欄目。它們的定位是：以評論幫助讀者更全面地了解外國作家及其作品；以翻譯漫談講述譯者在翻譯中的酸甜苦辣，分享翻譯經驗，給有志于翻譯的一部分讀者提供些參考；隨筆雖然分量不重，卻也多圍繞著外國文學與文化，試圖展現不同人眼中的異域文化風情。

記者：雜志刊登外國文學作品必然要涉及到版權問題，關于這方面的信息您可以介紹一下嗎？

顧愛彬：譯林出版社與《譯林》雜志自我國加入版權公約之后，所有的出版行為均立足于保護各方合法版權，也正是因為我們每年的版權引進與版權保護工作比較出色，獲得了許多國外作家、出版社及版權代理機構的認可，各方之間形成了親密良好的合作關系。當然，隨著國內越來越多出版機構重視版權引進，近年來譯林在版權引進方面也面臨許多同行的有力競爭。關于這一點，我認為，各出版單位的優勢、產品定位、市場細分都存在差異，合理的良性競爭是必要的。

記者：《譯林》的譯者隊伍是如何建立起來的？

顧愛彬：《譯林》的譯者隊伍，應當說組成是相當豐富的。《譯林》自創刊以來，為我國的翻譯人才隊伍的培養和建設作出了不小的貢獻。創刊初期，一批著名的學者、翻譯家，諸如錢鍾書、楊絳、戈寶權、卞之琳、王佐良、馮亦代、楊周翰、陳原、楊豈琛、李芒、范存忠、周煦良等等，從各個方面關心、支持、呵護《譯林》的成長。對這些前輩大家，我們始終心存感激。目前依然活躍在譯界的一批中老年譯者當中，很多是在《譯林》這個平臺上成長發展起來的。現在，我們的編輯不斷參加業內相關學術會議，通過會議、論壇等形式，發現并邀請一批中青年譯者，以此來確保翻譯力量的延續。此外，還有一些譯者則出于對翻譯事業的熱愛和對雜志的信任，主動給雜志投稿。近年來，隨著網絡的普及，編輯與譯者也更多地利用網絡平臺，相互發現，相互熟識，從而保證了新鮮血液的不斷注入以及編輯、譯者水平的共同提高。

記者：隨刊發行的還有一本又小又薄的《譯林書評》，在讀者中反響不錯。《譯林書評》和《譯林》是互為補充的嗎？這本“小刊物”的定位又是怎樣的？

顧愛彬：《譯林書評》的確是雜志的有益補充。它最初是以報紙面貌出現，后來成為現在的“別冊”形式。它的定位是以與《譯林》相關的譯人譯事為主，同時又擴充到更廣泛的文化層面，一方面起了一個累積史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擴展閱讀的平臺。

記者：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掀起了閱讀外國文學的熱潮，我們現在熟知的很多作家作品都是在當時被大量引進介紹的，您認為3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外國文學閱讀現狀是怎樣的？

顧愛彬：今天，讀者對外國文學閱讀的需求顯然與上世紀創刊時大為不同。當讀者有更多渠道了解到國外的文學、文化時，當越來越多的讀者有機會走出國門時，讀者對外國文學閱讀的需求，相對便集中在幾個領域。一是百讀不厭的經典名著；二是在世界范圍內引起廣泛關注的當代文學作品，尤以獲世界級大獎的作家作品為主；三是借影視等其他媒體，易于引發熱點的小說，又以暢銷小說為主；四是反映人類普遍情感的文藝作品。盡管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外國文學在國內還是擁有相當大一批鐵桿讀者。當然，現在讀者的要求、品位、口味非常了得，非同一般，給我們出版工作者帶來了很大的挑戰。

記者：與早期相比，《譯林》雜志的發行量和讀者群在近幾年可有變化？除了老一批的忠實讀者外，據您所知是否有更年輕、需求更廣泛的讀者隊伍加入？雜志將如何吸引并留住年輕讀者群？

顧愛彬：早期雜志的發行量的確算是一個奇跡，當時“洛陽紙貴”的情況，反映了改革開放初期讀者極度缺乏對外面世界的了解，正如雜志的宗旨“打開窗口，了解世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當年的熱銷帶有一種“補課”性質。近幾年來，《譯林》的發行量和讀者群存在著萎縮與老化的趨勢。老一批的忠實讀者依然喜愛著雜志。與此同時，幾乎每年都有新的更年輕的朋友喜歡上《譯林》，但不可否認，年輕人可能有更多更快更便捷的方式獲得他們所需要的養分，少年時讀《譯林》的如今已步入中年，生活節奏與各方面因素也制約著他們成為持久的讀者。從《譯林》自身來說，傳統是動力，是壓力，同時也成為一種難以完全忽視的負擔。《譯林》持久的文學雜志面貌，無論從開本、紙張、版式、欄目、內容等任何一個方面來考察，都存在不敢大膽突破的問題。加上一些與《譯林》差不多同時出現的文學期刊有的消亡，有的勉強維持，有的改版卻就此難以翻身，種種原因造成了《譯林》保守的現狀。吸引并留住年輕讀者，一直是這幾年來雜志試圖做的，包括對上述各個環節的變革都曾經列入計劃，也實施了一部分。但實事求是地說，做得并不夠。

記者：不得不承認，如今文學期刊的生存狀況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外國文學雜志相信也頗有壓力，面對網絡媒體和電子閱讀對市場的搶占，您認為傳統的紙質媒體是否喪失了競爭優勢？如果要繼續生存下去需要做哪些努力？

顧愛彬：文學期刊的生存狀況，不用再多言。外國文學雜志感受尤其深刻。我認為，未來的閱讀市場必將分為深閱讀與輕閱讀兩種形式。對更多在互聯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讀者而言，其有限的閱讀時間與精力，必然有相當一部分分配給以電子閱讀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輕閱讀、快速閱讀、興趣閱讀。而文學或者說外國文學，尤其是長篇外國文學，依然會受到一批喜愛外國文學作品的讀者的青睞。在數字出版浪潮的沖擊下，傳統紙質媒體，尤其是紙質外國文學刊物，正在喪失其原有的優勢，讀者正漸漸離去。這一點是毋容置疑的。要想繼續生存，必須跳出傳統的桎梏，力求變革，無論內容還是形式，包括新的傳播方式，都必須適應時代和市場變化發展的要求。否則，很難看到它的未來。

記者：您前不久也在媒體談到，《譯林》確實在“謀變”，那未來有哪些“變化”是值得讀者期待的？

顧愛彬：一份擁有幾十年歷史的雜志，謀變絕非易事。一方面是多年心心相印、對我們關愛有加的老讀者，另一方面是初識《譯林》、對我們有更高要求的新讀者。作為雜志主辦方，我們推演過若干種變的途徑。有關于形式的，有關于內容的，也有關于辦刊理念甚至辦刊人員組成的。因為現在具體談還不成熟，所以只能說的是，無論哪一種變化，都不會強行求變，不會因某些短期因素求變，而是會以各種方式去試探讀者，適應市場，最終尋找一條適合《譯林》自身的變革之路。有一點要說的是，《譯林》雜志是一個非常響亮的品牌，有無數讀者一直在默默關注她。她的影響之深之廣，可能是我們先前不曾想見的。前一段時間，一則誤傳《譯林》改刊的消息牽動了很多人的心，這說明《譯林》在好多讀者心里始終占據一塊很重要的位置。《譯林》雜志的微博擁有18萬之多的粉絲，時刻關注著她的動向。畢竟，她自1979年創刊以來，陪伴了無數讀者走過了漫長的30多年的成長發展歷程。這些都讓作為出版者的我們深受感動。我們惟有獻上更令人滿意的《譯林》，才能不辜負廣大讀者這一份厚厚的期待和深深的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