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本期起，我們將陸續發表對國內幾家重要外國文學期刊主編的訪談，這些外國文學期刊為我們了解外國文學概況打開了形形色色的窗口。對話將圍繞刊物歷史沿革、辦刊宗旨、刊物現狀等方面展開。

    ——編 者

　　余中先：《世界文學》主編

　　黑 豐：《北京文學》編輯

　　黑豐：據知，《世界文學》刊物的前身是魯迅先生于1934年創辦的《譯文》雜志，1953年7月由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創辦。為了紀念魯迅先生，繼承他創辦《譯文》雜志的傳統，刊物當時就定名《譯文》(月刊)，并由茅盾先生擔當首任主編。當時的刊物是怎么定位的，辦刊宗旨是什么？

　　余中先：說到魯迅先生等人辦的《譯文》，這當然是我們的前身，但那主要是一種精神上的繼承。至于1953年創辦的雜志為何仍以《譯文》為名，我們可以用茅盾在“發刊詞”中的一句話來解釋：“為了紀念魯迅先生當年艱苦創辦的《譯文》并繼承其精神，這一新出的刊物即以《譯文》命名。”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專門介紹外國文學作品和理論的刊物。新《譯文》在開本、篇幅、文圖并茂，以及某些體例的設置(如介紹外國作品須有前言或后記或作者簡介等)諸方面都沿襲了魯迅創辦老《譯文》時的做法。《譯文》當時為月刊，篇幅200頁左右，譯載的均為文學名著以及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亞非拉國家的文學作品，并刊登世界文藝動態和插圖作品。《譯文》的首任主編是茅盾，副主編陳冰夷，編委會由戈寶權、茅盾、陳冰夷、董秋斯、樓適夷、羅大岡、麗尼等人組成。

　　黑豐：1959年《譯文》(月刊)正式更名《世界文學》，1965年至1976年停刊，1977年復刊至今(計340期)，從《譯文》到《世界文學》，從停刊到復刊，其辦刊理念是否一致？在選編和譯介上有何傾向性？

　　余中先：1959年1月(總第67期)起，《譯文》改名為《世界文學》(在封二上繼續保留了《譯文》的原名)。因為從當年起，刊物革新了內容，在刊登外國優秀作品的同時，也發表一些由中國作者自己寫的評論文章，以求幫助和引導讀者更好地閱讀外國作品。曹靖華繼茅盾之后任主編，陳冰夷為副主編。在改名《世界文學》的那一期中，編者在“致讀者”一文中強調：“盡管我們刊物的內容改變了，但是繼承魯迅先生的《譯文》的光榮傳統，是始終不變的。”

　　1965年因國內文藝界整風，《世界文學》停刊一年。從1966年起，《世界文學》改為雙月刊，但是因為文化大革命爆發，刊物僅僅出了一期便從3月起停刊，一停就是10年多。1977年10月，《世界文學》復刊，作為內部發行的試刊，共出了兩期(雙月刊)，不在總編號之內。促使《世界文學》在當時復刊的重要原因，首先是1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讀者對外國文學讀物的期望十分殷切。復刊第一期的“編后記”中，已經強調“介紹和評論各國文學應當從實際出發”，“反映外國文學的實際面貌”。這大致可解釋復刊的指導思想。在中央提出“實事求是”、“解放思想”之前，《世界文學》就在講“實際”了。但由于當時還是“兩個凡是”的時代，我們在介紹外國文學時，還有不少束縛，例如，蘇聯鮑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當時分兩期在1977年試刊上連載登完，但為了能讓作品發表，編輯部還是把它稱作“修正主義文學標本”，供批判用。

　　由此回想“文革”之前，《世界文學》一度跟隨蘇聯，發表了很多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作品，一度又反帝反修，發表了亞非拉各國的不少“進步”、“獨立”作品。當然，即便在那個時代，雜志對歐美的經典作品的介紹也沒有中斷。

　　改革開放后，《世界文學》對外國作品的介紹逐漸走向客觀公正。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刊物發表的作品是相當有分量的，也是相當有眼光的。這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國內的外國文學出版事業還不完善，《世界文學》等刊物在介紹外國文學時，幾乎是僅此幾家；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文革”10年的中斷以及撥亂反正帶來的思想解放，讓許多亟待介紹的優秀外國文學作品蜂擁而入。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80年代末，90年代后就走向了平穩。

　　黑豐：隨著極端工具理性時代的到來，休閑和消費越來越成為了人們的一種時尚。大眾社會的文化工業制造著文化趣味和文化要求。人們要求純消費、“故事會”閱讀，要求通俗易懂、喜聞樂見。朦朧不讀，“艱深”不讀，“詰屈聱牙”不讀，多種理由可以不讀。作為一本嚴肅的純文學刊物，尤其是一本具有廣泛聲譽與深刻影響的外國文學刊物，面對如此“嚴峻”、“陡峭”的市場環境，你們是否考慮有所調整，在選稿、厘定、編譯的標準上是順應讀者“口味”，還是有所執著，將改變、引領和提升讀者美學趣味放在第一位，把建構和重塑人的精神品質放在第一位？

　　余中先：有些話不用多說，事情做來就行了。我們分析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化形勢意識到，整個世界的文化越來越體現出商業化、產業化的傾向，閱讀——尤其是文學閱讀——越來越讓位于視聽媒體的傳播。國內也已發生此類的轉向：文學不再作為人們業余享受的主要精神食糧和娛樂形式。但我們始終認為，在這一文化轉型的大環境中，《世界文學》并不隨著世俗趣味的改變而改變自身原來的辦刊方針。我們堅信，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廣闊、人們文化結構多層次多差異的國家中，《世界文學》應該為那些渴望了解世界各國的經典文學、了解各國文學發展動向的人們，保留一個窗口，提供一片風景。

　　所以，盡管國內的一些刊物紛紛改版，改方針，改內容，我們卻始終沒有大改，依然承繼著魯迅、茅盾等先輩的一些做法。當然，也要考慮與時俱進，我們的欄目多少有些改動。一開始有的小說、詩歌、散文、劇本、評論等欄目依舊存在，又增加了“文化交流”、“外國文學資料”、“世界文藝動態”、“中國作家談外國文學”、“文壇熱點”等，以期更為豐富多彩。

　　黑豐：《世界文學》被人們譽為是一本“為中國文壇引來‘天火’的雜志”。請問您怎么看待這一“天火”和作為“盜火者”的《世界文學》？作為發明“火”的古老國度，我們需要“天火”的熊熊燃燒嗎？

　　余中先：“天火”的隱喻本是神明所握的秘密之“火”，有些像“潘多拉之盒”，不是凡人能動用的。當然，隱喻也在變，多年來，“天火”之喻已經引入了新的外延和內涵。

　　中國讀者需要外國文學的滋養，恰如大地上的凡人需要奧林匹斯山上的神界之火。在魯迅時代，盜“天火”也可以說成是“為奴隸販運軍火”，或是“拿來主義”。后來，大致可以用“洋為中用”來概括，盡管，“汲取外來文化”上面加了很多框框的約束和限定，如“先進”、“革命”、“批判”、“現實”，等等。但如今在多元文化與經濟一體的矛盾世界中，我認為，對外國文學的介紹大可不必加什么思想意識方面的框框，了解人家，就應該全面、客觀地了解。人家的文學是什么樣，就把它原原本本地介紹過來。選擇標準就是文學價值。

　　我個人認為，文學的“天火”不是熊熊燃燒的大火，而是燭照心靈的微明之火。一方面，文學不會成為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但另一方面，文學畢竟是人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的最好文本，也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精神文明的有機構成成分，而且是最深刻、最內在的成分。它不同于種種的流行文化，只要人存在，文學就在。它對人的影響是基本的、骨子里的。外國文學對中國讀者的影響也將是普遍性的、人類共通的，我們都見一見為好。

　　黑豐：《世界文學》除刊載外國優秀文學作品外，還辟有“文化交流、國外通訊、評論、文摘、書評、簡訊、譯壇縱橫、外國文學翻譯出版漫筆、作家談創作、編譯者序跋、外國文學資料、世界文藝知識、世界文壇熱點、世界文藝動態、文學史話、作家逸事、中外作家答本刊問、外國作家談外國作家、中國作家談外國文學、中國詩人談外國詩、中國文學在國外、文學講壇、《世界文學》的故事”等。想法相當不錯，但從目前出版的《世界文學》來看，固定的欄目就那么幾個，為什么欄目有的隱而不見？

　　余中先：有一些欄目還是比較正常的，幾乎每期都有，有的欄目是不定期的，有的則是臨時性的，如“中外作家答本刊問”。還有一些欄目如“外國文學翻譯出版漫筆”，很難得到有見地而又不失偏頗的文章。我們每期320頁，除了介紹作品之外，剩余的篇幅就很少了，這也是我們許多欄目多為“不定期”的原因。

　　黑豐：思想或思潮我一直比較關注，因為它們可以讓人反省一些東西，可以成為一個人新思想的“充沛而強勁的源頭”。為什么《世界文學》沒有關于“國外文藝思潮”欄目呢？可以將他們的宣言、口號、文獻資料、代表作建檔，歸于一處集中刊出。這種工作不是說沒做，但很少，沒有專門的欄目。不知以后是否有所考慮？

　　思想與語言、現代與傳統、現實與超現實、寫作與當下的困境等都有自己的交點和焦點，《世界文學》是否考慮對世界文學創作中的“交點與焦點”予以關注？

　　余中先：這個意見很好，思潮很重要，但翻譯起來很難。目前國內已經有很多外國文學思潮的作品出版，但翻譯得好的很少。首先，有理論思想作品不好譯的原因；再有，歐洲的許多思潮，在歐洲并沒有太大反響，經過美國，便成大氣候，轉而影響到中國，但翻譯多為英語的轉譯，中間有誤解，有丟失，有缺損。

　　目前，文學世界應該沒有什么重大流派，重大思潮，也缺乏大師和傳世杰作。世界經濟一體化和文化產業化的趨勢，導致各國并無大波折，無大苦難，也很難有大作品出來，需要等待。我們研究外國文學只有等待，總不能把人家二流的作品吹捧為一流或超一流吧。

　　黑豐：探討一下翻譯問題。您是享譽國內外的翻譯家，獲得法國政府授予的文學藝術騎士勛章。我知道譯作“總是晚于原作”，而且譯作總是生生不息的“原作”的延續和它們后世的“潛在永生”。 翻譯是艱難的，但仍是可譯的。那么如何將原作中的“魂靈”成功地移植到譯作中去，或者說如何在譯作中召喚原作葳蕤森林中的“魂靈”？你如何看待嚴復提出的“信達而外，求其爾雅”的理念？您認為嚴格按此理念實施，譯作可“信”嗎？

　　余中先：我只有翻譯的實踐，沒有翻譯的理論。有的人談翻譯，專談理論，但拘泥于理論探索，缺少鮮活的實際例子。有人談翻譯，專談實踐，比如我就是這樣，我自己平時只注意細節，不太能把握理論。當然，對我自己的翻譯，我有一些經驗教訓總結，對別人的翻譯，因為讀得多了，也能看得出優劣良莠。用最簡單的話來總結，我認為，文學翻譯只要做到兩點，大致就可算得上是好的譯作了。一是，能忠實地理解外語原文，包括感覺到其語言特色；二是，用通順的漢語來表達，包括用同樣的文體來轉達原文中的語言要素。這大概就相當于前人所說的“信、達、雅”了吧。

　　脫離了具體的文本，翻譯中的有些東西是說不清道不明的。總的說來，我認為翻譯沒有什么捷徑，要認真，要老實，要細心，要敏感，不恥下問，多查詞典。外語和漢語要有相當的基本功，語言水平高了，翻譯的水平也提高了。

　　黑豐：您除了主編、翻譯家身份以外，還寫作，除此外，您還有其他身份和愛好嗎？您是如何統一、區分、平衡它們之間的關系的？

　　余中先：我近20年里確實做了不少的翻譯工作。這星期有個粉絲跑來見我，背來了我的翻譯和寫作作品讓我簽名，我發現竟然有三大旅行袋。我的那幾十本譯作，主要是在平時抓緊了點滴的時間翻譯出來的。出版人陳侗曾經說過，我是“犧牲了每一個晚上和周日”來做翻譯的，他的話大致如實。比如，我出差時，總帶著要翻譯的書，可以在機場、火車上工作。在地鐵上，我也可以閱讀。早晨起床后上班之前，我還有一個小時的工作時間，可以看稿子、做翻譯。

　　另外一點，我翻譯的文學作品中，有不少是新小說，或午夜出版社的作家的作品，他們可以說大致上有某種共同點，對文字很講究，我翻譯他們的作品多了，會有一種熟悉感，這有助于我提高工作的效率。

　　黑豐：我聽說《世界文學》的網絡很糟糕。某讀者曾在《世界文學》網站上搜索它的歷年總目，結果很失望，一無所獲。被搜的還有《譯林》，說“這兩本雜志提供的數據太不準確”，“《世界文學》的內部數據搜索引擎又太爛”(我也查過，確實不好找)。這是怎么回事？不知《世界文學》關于網站和網絡版的建設方面有何新的思路、規劃和補救措施？

　　余中先：確實，我們沒有專人做網絡。雜志現在屬于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主管，外文所有一個網絡小組，在幫助我們做這方面的工作。社會上有一些人曾跟我們聯系，要做《世界文學》的網絡工作，但社科院外文所領導堅持由院所統一考慮各家雜志的網絡建設。這方面正在做，但估計速度會不緊不慢。對不起讀者了。

　　黑豐：《世界文學》以前用紙很白，也反光，看久了眼睛疲勞。好像從2010年開始，用紙好多了。其他如封二封三還是精美的外國文學名著插圖、美術作品，封面還是作家肖像，頁碼還是那么多：320頁。在新的一年里，想到過改變一下嗎？是否考慮增加內容增添頁碼？另外，《世界文學》國內外訂戶情況怎樣？謝謝！

　　余中先：2010年以來，雜志的用紙有了改進，同樣320頁的雜志，放在書架上明顯比早先的厚了一些。外表上，《世界文學》從2000年以來一直沒有大變，為的是讓人從其他書刊中一眼就能認出來。我們可能有些保守，不太想在外表上多改動。

　　國內的訂戶近年來一直穩中有落，這與我國國民的閱讀尤其是青少年的閱讀狀況大致一致。至于國外的訂戶，原本就少，現在一直也很少，但一些圖書館是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