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總第八期，中國作家網“十號會議室”欄目為大家推薦何平評論集《批評的返場》。專題根據該書“思潮”“作家”“現場”三個部分展開，收錄相關訪談及評論文章，并特約賀紹俊、徐晨亮、李瑋、李德南等學者進行評述。多年來，何平致力于重建對話和行動的文學批評，以觀察者、記錄員、報信人的身份在場，延續現代文學以來批評的實踐精神，并正視文學現場的復雜性和文學行動的必要性。（本期主持人：陳澤宇）
自1998年在《當代文壇》發表第一篇文章《邊界 向度 位置》以來，二十多年間何平深扎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領域，已發表論文百余篇，出版著作十余本。[詳細]
《批評的返場》在文學批評逐漸被窄化為學院批評的當下，何平力求“在現實中國生活并且進行文學批評實踐”，使文學批評跳出了學院的資源、趣味、取徑和格局，真正與公共生活進行對話。[詳細]
拒絕滋生文學批評的泡沫，需要介入文學現場去發現問題。何平所言的“批評的返場”并非退出學院，而是尋找學院批評與文學現場對話的可能性。發現能夠破壁入圍、跨界旅行、出圈發聲的批評家，發現偏離審美慣性的異質性文本。[詳細]
“我提出文學策展的概念，就是希望批評家向藝術策展人學習，更自覺地介入文學現場，發現中國當代文學新的生長點。花城關注專題針對文學史研究缺失展開?！?a href='/n1/2018/1210/c405057-30452329.html' target=_blank>[詳細]
重建對話和行動的文學批評實踐重建文學批評的對話性，本質上是重建文學經由批評的發現和發聲回到整個社會公共性至少與民族審美相關部分，而不是一種虛偽的儀式。其出發點首先是文學、批評家，尤其是年輕的批評家們要有理想和勇氣成為那些寫作冒犯者審美的庇護人、發現者和聲援者。做寫作者同時代的批評家是做這樣的批評家。 [詳細]
在“文學不革命”時代寫作比體制文學、野生文學、網絡文學和科幻文學更小的文學部落很多，甚至單個的人都可以成為一個文學部落，他們以期刊、圖書等紙媒，也以網絡的社區、公號、圈（群）等勘定審美的邊界和疆域，部落與部落、部落和個人之間不再是對抗的、征服的、收編的，而是相安無事的，這種相安無事可能是對外的，也可能是內部的。[詳細]
青年的思想、行動和寫作不能免俗，以小說為樣本來觀察中國現代文學。1918年5月魯迅的《狂人日記》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表，這個一百年前的80后，是年37歲。按照今天對青年作家的想象，37歲的魯迅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青年作家。1923年，魯迅的小說集《吶喊》出版，這一年魯迅42歲。 [詳細]
生于1977—1987：更年輕世代作家長篇小說地理草圖觀察一個世代的長篇小說寫作，沒有用“1970年代晚期以來”，也沒有用更熟手的“80后”。不過，生于1977-1987，仍然有代際命名的痕跡，包括代際命名的局限，比如當我劃定了這個區間，就不能包括哪怕最靠近的1976年。 [詳細]
“只有這樣的地方，才有這樣的文學”一定意義上，中國文學地方敘述的局限也是整個中國文學的局限。它至少暴露出中國文學迄今的非自足性和想象力匱乏癥。文學必須依靠政治、歷史、文化的對抗來厘定自己的邊界，來激活自己的創造力。這讓我們想到馬爾克斯的“馬康多”：“與其說馬康多是世界上的某個地方，還不如是某種精神狀態。”[詳細]
作為“文學共同體”的多民族中國當代文學多民族作家打破了外在形貌層面的民族特征，進一步勘探了自我民族的精神意緒、性格心理、情感態度、思維結構。深層次的民族心理也體現了該民族成員在共同價值觀引導下的特有屬性。多民族文學希望可以探求具有深度的民族性價值，深入了解民族復雜的心理活動，把握揭示民族獨特的心理定式。[詳細]
遲子建：從歷史拯救小說遲子建是中國當代少有的將“哀愁”、“憂傷”和“傷懷”發展成一種日常生活的態度和美學的作家。遲子建對中國當代小說的意義在于:她不只是揭開宏大歷史的層層掩埋, 撿拾歷史的碎片, 拼湊出“復線的歷史”, 而是以一己的肉身之軀與或大或小的歷史相遇, 去探摸歷史的晦暗, 用個人的內心感覺折疊最細微的人的內心欣悅和嘆惜, 將心比心, 意識到自身的局限、哀愁、傷懷, 也拓展出生命和文學的遼闊。 [詳細]
李洱：重提困難的寫作，兼及超級現實主義小說的可能“超級”，意味著超出一般浮光掠影的感受、經驗和判斷；意味著一種對現實的敏感和洞悉力；意味著自覺到困難卻能獨立思想并在世界文學背景展開反思性寫作——從個人性寫作出來，使得我們的語言在尋求現代性的旅途中扎根，其基本前提是寫作者自身作為知識分子的心智成熟，是像文德能那樣的“杰出的闡幽者”，也是像蕓娘本著現象學的“自知”和王陽明的“良知”通約性對“虛己應物，恕而后行”的定義：“面向事物本身?！?a href='/n1/2021/0616/c404030-32131555.html' target=_blank>[詳細]
艾偉：?“光明的文字劃過黑暗，比流星更為神奇”當艾偉提出“重建宏大敘事的愿望”，恰恰是中國當代小說自甘書寫國家史之外的稗史和細小歷史的文學時代，而艾偉則在他的小說里確證和統一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度量衡。私人生活在文學意義上享有和公共生活同樣的計量單位以及權利、價值和尊嚴。這也是艾偉作為寫作者的權利、價值和尊嚴。艾偉在《整個宇宙在和我說話》引用博爾赫斯《寧靜的自得》的詩句“光明的文字劃過黑暗，比流星更為神奇”做題記。[詳細]
葉兆言：城市傳記何以可能？小說家葉兆言《南京傳》的魅力在于它沒有以小說家言將“傳記”寫成“傳奇”，而是謹守歷史敘事的法度，勘探朝代更替和南北交互之流動的政治和文化中南京的城市疆界和文化性格。在歷史學家和小說家，“大時代”和“小故事”之間選擇，當《南京傳》寫遙遠的六朝、南唐和晚明往事，跡近小說家葉兆言的“小故事”。[詳細]
葛亮：小說的另一種讀法為免矯枉過正的釋讀。我亦樂見葛亮自《朱雀》《七聲》《北鳶》《書匠》《飛發》《瓦貓》迤邐而至的對中國器物和手藝，以及其中所灌注的中國情感、文化根性和個體生命史的持續書寫，階段性匯聚到《燕食記》的“飲食”，被研究者注意和闡釋，這可以做葛亮小說的一個審美小結。或許，在此一端，《燕食記》又提供了一個向《紅樓夢》致敬的樣本。[詳細]
蔡東：日常世界的痛楚和等量的喜悅也許真的可以撇開我們前面試圖對蔡東的小說進行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劃分的困擾，現實的幽暗、理想的微光、生命的痛楚和欣悅，在蔡東，是一個普通人的心理時刻。我們不愿意指認這一個個的她和他是邊緣人、零余者和失敗者，她和他生活在我們每個人中間，我們也生活在她和他中間。當蔡東捕捉到我們這個時代普通人的幽暗和微光、痛楚和欣悅的心理時刻時，她的小說時刻就降臨了。[詳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