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藝術論——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論文集》(22)

　　“大我”概念的邊界在哪里？是指社會統治階級倡導的“主流價值觀念”，還是一個民族幾千年文化積淀中“公認的”的正面部分？抑或是某個歷史時期中的攸關民族核心利益的中心任務？

　　“大我”是個常量還是個變量？也就是說，一首激動的頌詩在一個時期看似“大我”的典型表達，而過了幾年，看過去，是不是就是“小我”的變態抒發，甚至就是一枝毒草，比如特殊政治年代里“就是好，就是好”的那一類文學作品？

　　“大我”指的是不是全民各階層的共同利益所在？某個重要階層的利益訴求，我們能不能賦予一頂“大我”桂冠？

　　“人民的心聲”是個全面的組合的概念，還是某個單一的價值指向？如果，“大我”是個組合的概念，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大我”是很多“中我”意志的集合體？也就是說，多個的“中我”聯合而成了一個“大我”？也就是說，是不是表達出某個“中我”的利益訴求、情感訴求，那么，“大我”中的某個重要側面也就同時得以表現？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中我”的抒情，就是“大我”的表達？

　　再接下來，便就是“中我”與“小我”的關系了。在詩作者中，“小我”是指你個人特立獨行的一種極端情感，還是代表了一部分“小眾”的共同情感？而這一部分“小眾”，是不是又是“中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即便是“特立獨行的一種極端情感”，就是指的一個單一的自然人嗎？是五十億分之一，還是五十億分之很多很多？

　　說到這里，我便想起了我們這代人當年的上山下鄉，以及在那個時代所呈現出來的多元的情感表達。我這個“知青”，是誠心誠意唱過“上山下鄉就是好”的頌歌的，我在兵團“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代表會上是作過“煉一顆紅心”之類的“講用報告”的，我的嗓音在那個時候很是慷慨激昂，因此，在那個時候，我也為生產建設兵團后期蜂擁而來的無法抑制的“思想雜音”憂心忡忡，也奉命查問過知青連隊中私下里廣泛傳唱的“知青之歌”(

　　有的地方叫“南京之歌”、“長江之歌” )是怎么回事，我也跟當時官方社論所持的立場一樣，認為那些只知在歌曲中呼叫“爹娘啊”、“城市啊”的心聲，是扭曲的，是非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是個人主義典型表現，是一批“小我”在無奈的歌聲里發泄對偉大領袖關于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指示的不滿。

　　而后來出現的“知青大返城”的戲劇性變化，證明“知青之歌”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反映絕大多數“知青”心聲的，也就是說，是對當時極“左”思潮及其惡果的一種抗議、一種反撥。緊接著，國家主流政策的大調整迅速導致了“小我”轉變為“大我”，而且，那首長期匿名的“知青之歌”馬上有人出面認領了，他們的理直氣壯的歷史講述公開地出現在主流報刊上，同時，廣大“知青”也對表現出他們心聲的無名詩人和作曲者，表示了極大的尊敬。

　　所以，由這個事例引出一個疑惑：我們的表現“小我”的文學作品，會不會在某一時期，又突然被人理解為這是真正的“大我”寫作？會不會有新生代的評論家摘下帽子向他們大聲表示敬意，一般受眾也會不會如夢初醒，原來“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啊？

　　或許，這樣一種極端的說法，是不是也有其一定的道理：只要抱著誠摯的態度抒發自我感情，“中我”甚至“大我”就會悄然呈現于“小我”之中，也就是說，“打通兩界”會自然而然地得以實現？

　　最后，又回到這樣一個問題上：又由誰來準確鑒定“大我”與“小我”，鑒定正常與非正常，鑒定健康與非健康？官員嗎，評論家嗎，政策嗎，社論嗎，生產力發展標準嗎，社會公德標準嗎，民間輿論嗎，民調數據嗎，歷史嗎，歷史的歷史嗎？

　　再最后，如果這個大家最愛說的“大我小我”命題，被虛無化了，被“相對主義”取代了，被架空了，那么，我們今天又將如何有意義地來討論這個課題呢？

　　我想，“大我小我”之說，肯定不是一個“偽命題”，這個課題的意義，應該是重大的。形象化的“大我小我”說法，之所以延續至今，并且也被今天的“全國詩歌理論研討會”確定為議題之一來加以討論，肯定有其合理的意義所在，不會虛無。

　　所有這一連串大小問題，在我腦海里沉沉浮浮，始終沒有厘清。我經常試圖與人探討，但終究不得要領。目前，我繼續聆聽有關這一重要課題的各種闡釋與教導，彬彬有禮地點頭；我也繼續在各種講座中希望朝氣蓬勃的青年習詩者要努力成為“大我”的傳播者，詩須言志，須有現實的擔當以及歷史的擔當。但是，我知道，關于這一重大問題的理論思考，從某個角度看，眼下，真的還未及深耕。

　　希望精耕細作；希望在我飯碗的旁邊出現一把深刻的鋤頭；希望評論家發人深省由表及里的開導；希望我們的僵硬的大腦皮層能在深層次上被突然觸動，包括我這塊一唱就激動、激動過后又總是不甚開竅的榆木疙瘩。

　　時代與詩人們應有的姿態

　　劉立云

　　時代是一個十分龐大的詞，也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詞。但是，如果我們因為時代這個詞的龐大和沉重而不去搬動它，穿越它，把詩歌的根須扎進它的內部去，又最容易成為一個空洞的詞，一個大而無當的詞，一個文化官員們僅在祝辭和報告中放在第一部分熱情推銷的一個詞。更大的誤讀還在于，人們常常把時代當成政治文化的同義語，把時代寫作等同于政治寫作，意識形態寫作，甚至詬病為應景和遵命寫作。比如洪水來了寫抗洪，地震來了寫抗震，奧運來了寫奧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到了寫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等等。誤解和誤讀到了如此嚴重的地步，必須有人站出來理論了。歷史或許會證明，假如這種誤解和誤讀來自詩人本身，這可能是我們這代詩人共同的悲哀。換句話說，如何看待和反映我們正在面對的時代，這已經成為當下詩壇不可繞開的問題。

　　正在成為過去的幾十年，因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學技術和國際地位，大眾的思想、行為和生活內容等等，都在發生巨大而又難以估量的變化，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已成為不爭的事實；而且，這種變化還在各個領域繼續廣闊深入地進行著，擴展著，許多事情的發生和發展無不讓我們始料不及，讓我們常常有種似夢非夢的感覺。站在今天這個位置，冷靜、客觀地回顧我們走過的路，便會發現我們的社會，我們在現實中生存的每個人，我們的城市、鄉村，我們的思想意識、環境和眼中的諸多事物，早已不是原來的樣子了。再把今天中國的這種巨大變化放在她幾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去看，放在世界的同一坐標上去看，我們或許會為這個時代的變化大吃一驚。就像我從小生活在農村，對農業和農民還算比較熟悉，但讓我大為驚異的是，原本在巨大的社會變革中顯得最為被動的農民，他們對今天這個時代的認識，卻比我們生活在城市和文化圈里的人要敏銳得多，深刻得多，只政府免除皇糧國稅一項，在他們看來，就是個劃時代、創世紀的大事件，用他們的話說，這在歷朝歷代都是聞所未聞的。而時代的最大變化，還在于社會形態的快速遞進，中國社會的現代性已開始顯山露水。沒有人可以否認，中國在這幾十年中令人驚奇地走過了西方社會逶迤地走了上百年的路程。從理性上分析，西方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和人與自我的社會矛盾和沖突，也正在成為我們當下的社會矛盾和沖突，而且在某些方面表現得更加激烈，更加觸目驚心。也就是說，時代在改變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和生存狀態，在當今中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科學技術，還是人們的思想觀念、政治態度和生活視野，都已具備許多只有現代社會才可能出現的狀態。雖然呈現在我們面前這個社會的現代性，嚴格來說，還是初級的，粗糙的，有許多地方還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混亂和丑陋。由此說到當下的詩歌寫作，充滿動態的時代變化，其實也在考驗著詩人們的智慧、遠見和對詩歌本身的操作和把握能力。非常明顯，這個時代為我們的詩歌創作既帶來了眾多值得深思熟慮和層層解剖的復雜內容，也帶來了讓它走向更高層次的挑戰。使我們略感欣慰的是，我們的詩人和這個快速變化的時代一起經歷了它的顛蕩、沉浮、游移和盤桓，與我們的人民一道承受了因時代變化而引起的恐慌、軟弱、迷茫，甚至恐懼。這為我們期待的那種詩歌的出現，作好了必要的鋪墊。從這個意義上說，面對時代的巨大變革，詩人們盲目樂觀或者妄自菲薄，再或者像某些官員那樣好大喜功，僅僅把目光停留在時移物遷之上，都是膚淺的，無法擔承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如果只把眼光盯著社會變革所引起的心靈哀嘆，或一味地吟哦社會轉型中的失意和落寞，與這個呼嘯而來的時代相比，同樣存在很大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