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角獸與龍 ——回憶我和翁貝托·埃科的兩次相遇(樂黛云)

　　2016年2月19日，埃科去世。這位被《劍橋意大利史》 譽為“百科全書式人物”的意大利哲學家、符號學家、歷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小說家終于永別了他深愛的故鄉，意大利北部城市波羅尼亞。我認識埃科是由于我們共同感興趣的文化交流。正如埃科自己所說，“自從我記事起，我就對交流的意義感興趣。在美學領域，這個問題就是：藝術作品的本質是什么？　藝術作品是怎么和我們交流的？　我對于后一個問題尤其感興趣。”我和埃科的相識就是從文化交流開始的。

　　埃科一直是總部設在巴黎的歐洲跨文化研究院的學術委員會主席———靈魂人物。1991年，歐洲跨文化研究院邀請湯一介和我作為中國的學術委員。我們組織的第一次活動是在廣州與中山大學聯合舉辦的第一次跨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討論的題目是“文化雙向認識的策略問題”。后來出版了會議論文集 《獅在中國》。

　　最令人難忘的是兩年后的更大規模的跨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這次會議由埃科親自發起組織并全程參加。會議的核心是中歐聯合組織的“絲路文化聯合考察計劃”。這真是一次創舉。參加者為以埃科為首的十余位歐、美、日大學著名學者，中國方面參加的有湯一介、王蒙、王賓、郭宏安、羅芃、沈大力、孟華、陳躍紅等。原計劃學者們從廣州出發，乘火車途經西安、敦煌、吐魯番最后到達北京長城。沿途參觀游覽，品嘗地方美味，晚上則交換觀感，暢談多元文化交流的理想和未來。可惜事與愿違，許多中國學者由于經費奇缺，除王蒙、王賓等少數幾位，其他人根本不可能參加這次交流旅行的全程，更可惜的是原已聯系好的沿途拍攝第一手材料和學者們的第一次感受，都因未能得到宣傳部門的批準而泡湯了。然而，正如埃科所說，這次學術旅游仍然取得了巨大成功。

　　火車上時近三周的學術考察研討會在北京結束，最后在北京大學召開了總結大會，主題是“獨角獸與龍———在尋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誤讀”。埃科在北大發表了他的總結發言，這是他在中國的第一次講演。他提出外國學者來中國不是為了尋找西方的獨角獸，而是為了尋找東方的龍。這就是說不要從西方觀念而要從中國文化本身的主體性出發來研究中國文化。他的理念為二十年來中國的跨文化研究奠下了基石，得到大多數學者的贊同。最后，大家在長城之上暢談墻、門、窗、路的各種文化之間的關系。中國的王蒙，法國的雅克·勒哥夫院士作了非常精彩的總結。很明顯，埃科是全部活動的靈魂，他在長城腳下引吭高歌，又帶領同來的研究生們跳起了簡單的意大利土風舞。長城歸來的路上，歌聲不絕于耳，中國歌、法國歌、意大利歌，現代的、古典的……當時，我與埃科年齡相仿，都已不再年輕，但我暗下決心，一定要以埃科為榜樣，像他一樣思想深邃，頭腦細密，永遠熱情奔放，不斷創新，永遠熱愛生活……沒想到他卻比我先離開了這個難于預料的世界！

　　和埃科的第二次相遇是在埃科所深愛的故鄉———意大利北部的古城波羅尼亞。早就得知意大利的波羅尼亞大學———世界最古老的大學將在公元2000年盛大慶祝建校900周年，并迎接新世紀的到來。慶祝節目繁多，討論會也是多種多樣，主題都圍繞著“信息·知識·真理”。我有幸趕上了最后一場國際討論會，由亞、非、歐三地，文、理多科學者討論“他者立場”和“互動認知”問題。我很高興能在波羅尼亞美麗的湖光山色和繁富的人文環境中告別了自己的20世紀。

　　第二天是正式開會的日子。我們大清早就走在古城紅磚鋪就的拱形街道上。一路上常見精心保護的各種斷壁頹垣，有時為了讓這些歷史遺跡仍有一席之地，新修的馬路不得不繞道而行。

　　波羅尼亞古城歷史之古遠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原來在公元前6世紀，也就是中國的春秋時期，他們就有了公元前8世紀前從小亞細亞移入的埃特魯里亞人將波羅尼亞地區建成北方的首府，發展了繁榮的商業和農業文明，這種文明對羅馬的歷史曾產生過重大影響。如今從他們的墓葬中出土的壁畫和姿態生動的赤陶人像都說明了這個部族高超的藝術成就。過去，我總誤認為我國春秋時代，西方人還在茹毛飲血哩！

　　波羅尼亞最負盛名的當然還是建立于11世紀的波羅尼亞大學和它向全民開放的大學圖書館。這個大學現有近四萬學生，分散在遍布全市的各個園區。我們開會的地方設在城市中心的高級人文研究院。這里是最古老的校園，汽車不能直接到達，要步行過好幾條紅磚鋪成的拱形市街。研究院十分沉重的棗紅色大門迎面給你一種震懾人心的歷史厚重感，幾個正在說笑的年輕學者不由得一下子肅穆起來。繞過同樣厚重的有欄桿的紅色回廊，我們來到二樓中央的會場。這里放著三十來把鋪著紅色天鵝絨坐墊的18世紀宮廷式座椅。屋頂的圓形穹窿和四周墻壁都畫著博物館里才能見到的不知名的古典壁畫。講臺長桌上放著兩部電腦，長桌兩頭是兩臺大熒幕電視。發言者只要放入軟盤，彩色圖畫、數據、列表立即出現在熒幕上。發言者一邊講述，一邊演示，條理十分清楚，不同語言的障礙似乎也消減了許多。我這才懂得原來古典和現代也是可以這樣結合的。

　　大會的主持人是波羅尼亞大學高級人文學院主席埃科和歐洲跨文化研究院院長李比雄 (Alain Le Pichon)，參加會議的有來自非洲的人類學家穆薩索 (Moussa Sow)，意大利著名數學家艾克朗 (Ivar Ekeland)，西班牙人類學家安東尼奧·德·羅塔 (Antonio de Rota)，法國文化批評家碧幗黛 (Picaude)，日本藝術史家稻賀繁美等。中國的參加者除湯一介、趙汀陽、樂黛云、王銘銘外，還有世界級電腦專家郭良和中外知名的青年藝術家邱志杰以及青年企業家———北京APLUS公司總裁呂祥。

　　這個典型的跨文化與跨學科的討論會問題很集中，主要是在經濟、科技日趨一體化的形勢下，是否應保持和如何保持文化的多元發展。埃科提出的“歐洲大陸第三個千年的目標就是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的觀點得到了廣泛認同。他認為人們發現的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種互相理解的氛圍之中。大家認為“承認差別”能被強調提出，除了殖民體系瓦解、各種中心論逐漸削弱等社會原因外，更重要、更深刻的理論原因，就是人類思維方式的重大改變。這一改變的核心主要表現為：與主體原則相對，強調了“他者原則”；與確定性“普適原則”相對，強調了不確定的“互動原則”。總之是強調對“主體”的深入認識必須依靠從“他者”視角的觀察和反思；一切事物的意義并非一成不變，也不一定有預定答案，而是在千變萬化的互動關系中、在不確定的無窮可能性中，有一種可能性由于種種機緣，變成了現實；中國學者特別指出這種尚未變成現實而蘊藏著眾多可能性的“混成之物”就是中國文化強調的“道”，也就是所謂“不存在而有”。這一點特別得到了埃科的認同。他認為古老的中國智慧對他特別有啟發。

　　會議除理論的辨析外，還特別研究了某些實際的計劃，如合作探討關鍵詞語與關鍵意象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解讀和表現，中國和歐洲通過網絡進行遠距離教學的合作計劃以及策劃一部現代中國人從中國文化觀點看歐洲的人類學學術電視劇等。

　　在波羅尼亞的三天實在太豐富了。最重要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聚集在一起，相互激發了許多新的思考，又為各自的思考添加了從未想到過的許多全新的問題。大家都感到這次會議本身就是尊重差別，以互惠互動的認知方式進行溝通的一次成功的實踐。

　　世紀末來到意大利，不禁回想起我從書本上讀到的意大利的前一個世紀末。19世紀的最后十年，意大利知識界幾乎是頹廢派的天下。以福加扎羅 (Antonio Fogazzaro)、帕斯科里 (Jovanni Paskoli)、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斯韋沃 (Italo Svavo) 等著名人物為代表的一批作家、藝術家、知識分子都特別強調本能、非理性、潛意識，以個人主觀與一切理性主義和人文精神相對抗，形成了一 時 名 震 歐 陸 的 意 大 利 頹廢 主 義(decadentismo)。在我的期待中，似乎預期著在現在這個世紀末，也會在意大利知識界發現什么類似的人物。然而，事情完全不是這樣，我所見到的以埃科等人為代表的知識界人士最關心的是環保———地球的命運，是不同文化間的互動互惠———人類的命運。這竟和十余年后當今中國領導提出的建立“人與自然的共同體”，“人類命運的共同體”的遠見卓識不謀而合。

　　我在意大利北部的古老城市看到的是人們衣著整潔，一如城市本身的整潔。很少見到在紐約街頭常見的那種衣冠不整，糾結著長發，惺忪著睡眼，透著吸毒后的迷幻的人群。當然，我不敢說整個意大利都如此潔凈，我只是說我在波羅尼亞的所見所聞，這也正是我對于一個有深遠文化的現代文明城市的預期。波羅尼亞確實有些特殊，這一方面也許是因為這里有著深厚的天主教傳統和人文教育傳統，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這里共產主義運動力量強大，地方政府又長期由正派共產黨員擔任領導的緣故罷。

　　翁貝托·埃科曾器重的中國學者———我的老伴湯一介、還有我，我們都曾是八十余歲的同齡人，有過觸及心靈的交往和對世界共同的期盼，如今他倆同在宇宙的深處俯視著我，我卻只能報以滿心的悲涼和不確定性，嗚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