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八十年代致敬(紅孩)

　　幾天前，在一個文學活動中，見到詩人、報告文學作家徐剛，我說在最近的《上海文學》雜志上看到羅達成寫你的文章了。徐剛問我羅達成寫什么了，我說在一九八六年十月號的《文匯月刊》上，發了理由的一個專輯，其中有一篇是你寫理由的印象記，據說這篇文章是理由等了三年才算滿意的文章。徐剛聽后笑了，他問我跟羅達成有聯系嗎？我說沒有，我只是喜歡他記錄的那個年代的文壇往事。

　　經歷過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作家，現在大都在四十五十歲以上。提起那個時代，人們喜歡用轟動這兩個字來形容文學的繁榮。如我所知道的小說《喬廠長上任記》、《人到中年》、《大墻下的紅玉蘭》、《小鎮上的將軍》、《新星》、《陳奐生進城》、《哦，香雪》、《你別無選擇》、《肖爾布拉克》，報告文學《伐木者，醒來》、《揚眉劍出鞘》、《胡楊淚》、《中國姑娘》、《人妖之間》，以及北島、舒婷、顧城、楊煉、梁小斌等人的現代朦朧詩，這些作品幾乎一問世，馬上就會引起社會的強烈共鳴。

　　當時，我正在北京東郊的國營農場上學和工作。我很慶幸家居住在北京的近郊區，這使我可以騎車五十分鐘就可以到朝陽區文化館參加各種文學活動。在那個文學爆炸的時期，全國各地到處都可以看到文學的活動，如講座、朗誦會、筆會，辦各種刊物。一九八四年十月，朝陽區文化館搞了一次“金色的秋天”文學作品征文頒獎，我那時還是個高中生，雖然沒有參加征文，但還是以文學青年的身份被通知參加會議。就在那一天，我見到了大作家蕭軍和袁鷹，還有言談舉止非常儒雅的散文名家韓少華。也就是從那時起，我和蕭軍一家有了交往，以至后來通過蕭軍的女婿王建中的介紹，使我從農場調入剛創刊的北京工人報社。

　　朝陽區文化館的文學活動在當時的北京區縣文化館算是多的。我參加的最多的是文學講座，給我們授課的老師主要有蕭軍、袁鷹、從維熙、陳建功、鄭萬隆、韓少華、張辛欣、楊煉、晏明、徐放等。每次講座前，從四面八方來的文學青年老早就來占座位，熟悉的還要三五成群地互相交流。講座后，盡管已是晚上九十點鐘，人們在會場門口、路燈下還要聚在一起討論個把小時。那樣的夜晚，在我的人生記憶里永遠是那樣的美好，如今已經三十年過去，每每想起，心情還是無比幸福激動。

　　文化館里吸引我們這批文學愛好者的還有一張名曰《芳草地》的四版小報，每兩個月出一期。就是這樣一張小報，在我們內心格外的神圣。我的處女作雖然不是在這里發表的，可我一直視她為文學的搖籃。記得在一九八五年，有兩件事在文友們中間震動很大。一是在三月，經文化館輔導老師推薦，有王云華三人的散文經韓少華老師以“芳草地小輯”刊發在《散文世界》上；另一是在十月，我和另外二人的小說在《丑小鴨》雜志發表。為此，我們這些文友激動了好長時間，背地里我不知拿著《丑小鴨》雜志看了多少遍。我的心里十分感謝朝陽區文化館的輔導老師，沒有他們，很難想象我會插上文學的翅膀飛翔到今天。

　　在這里，我必須要說說文化館的老師們。在八十年代，文化館一般都設有文學輔導老師，有的也是兼職創作員。現如今，有很多成名的作家，他們都有過在文化館工作的經歷。即使沒有在文化館工作，也被文化館文學綠化過。我們的朝陽區文化館，曾有過七位文學輔導老師，他們是陳祖芬、楊福慶、劉延、沙小青、劉增哲、唐軍生、譚宗遠。我到文化館開始學習的時候，陳祖芬已經成名，到北京作家協會當專業作家，但她曾幾次到我所工作的農場去輔導文學創作。我到《中國文化報》主持副刊后，十幾年來她幾次把重要的作品提供給我，使我的工作很有面子，這也應該算作老師對學生的具體支持。楊福慶跟我都是從一個農場走出來的，他主要從事兒童文學創作，從文化館出來后調到《兒童文學》雜志擔任編輯部主任，后來擔任《中國校園文學》雜志的主編。劉延五十年代從四川入藏，在部隊文工團從事文藝創作，其代表作是歌曲《遠飛的大雁》，盡管至今為人們所傳唱，但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是誰。劉老師自七十年代末調到文化館，一直做我們的輔導老師，八十年代的文學活動幾乎都是由她張羅完成的。她的散文寫得很清秀、凝練，如果她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個人創作上，她的名氣比現在要大得多。據我所知，從我們朝陽區走出的幾個有些成就的作家，都與劉老師有直接關系。沙小青是位漂亮的高個子大姐，寫得一手好詩，只可惜我們剛結識半年她就出國了。后來我認識了很多女詩人，但我始終覺得沙小青氣質最好最漂亮。劉增哲，也就是現在的當紅作家曾哲，我們認識的時候，他還是紡織廠的工會干部，八十年代中后期，經劉延老師極力舉薦，調到文化館做文學輔導老師。九十年代初，他曾只身一人歷時兩年多到西藏、新疆、青海等地游歷，回來后開始寫他的西部文學，引起文壇的關注，后調入北京作家協會成為專業作家。唐軍生早些年寫詩，沉默寡言，后來寫電視劇，他給我的印象是極其的忠厚，甘愿躲在別人后面做事情，近些年沒有了他的消息，想必退休后有了新的生活。譚宗遠，是著名演員譚宗堯的弟弟，早年到內蒙古插隊，八十年代調回北京到朝陽文化館工作，這老兄性格各色，疾惡如仇，擅寫散文，喜歡淘舊書，編著同名為《芳草地》的一報一刊，為業余作者、為同人奮斗到退休。時下，還喜歡當演員，偶爾在電視上看到他演的角色，常讓我忍俊不禁。我所以寫這些，無非是想告訴讀者，這些文化館的文學輔導干部，他們個個都是能人，都有那么幾把刷子，如果他們當初都自私些，或許都會成為名作家的。可是，既然選擇了為他人作嫁衣的職業，就意味著要付出要投入要犧牲。昨天，也就是十二月十五日，劉延老師到了八十五歲生日，五六個文友張羅小聚為老太太慶祝一下。看著劉老師推著輪椅走出小區的身影，我的內心百感交集，心說這就是當年穿著灰布風衣在寒風中請蕭軍、袁鷹先生為我們做講座的那個時尚的中年女人嗎？

　　歲月催人老。轉眼間我都快到五十了，盡管老師見到我還親切地叫我小紅孩。這使我不禁想到，在一個月前，我參加了全國文化系統文化館館辦刊物的評選頒獎活動。作為這次活動的評委，在翻閱幾百本大小不同的館辦刊物時，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刊物質量如何，而是想到幾年來、十幾年來，甚至是三十年來，我們的許多文化館干部，在本職崗位上，兢兢業業、辛辛苦苦、任勞任怨地為群眾文化做著默默無聞的工作，特別是那些編刊人，幾乎都是兼職，為了提高刊物質量、為了發現扶持業余作者，他們不知要花費多少心血和時間。當其中的有些人，通過文化館的平臺，走向省里，走向全國，以至走到國外，跨高原、登高峰時，又有多少人會想到群眾文化這個基石呢？因此，在頒獎發言時我說，此時此刻，我以一個被文化館文學綠化過的作者身份發表一點感想，我想說，我必須說，我要向長期在文化館工作的老師們表示由衷的致敬！不要小看我們編輯的內刊，雖然它只是供內部交流，出版周期長，發行也有限，可是它卻承載著無數人的人生夢想。當下的中國，人們似乎什么也不缺，又什么都缺，我看最缺的就是理想。人一旦沒有了理想，干什么都會沒興趣。而一旦有了理想，你就會有使不完的力氣和勇氣。

　　我的發言自然贏得了與會者的熱烈掌聲。我知道，我的情感和他們的情感在那一瞬間達到了最大限度的共鳴。我還知道，這掌聲不僅給我們曾經過去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也是給進入新世紀的新一代的群文人的！群文人，我們為自己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