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傳播需擺正心態(胡少卿 王婧)

　　漫畫 　　徐鵬飛

　　中國當代文學現在缺少的是站在文明最前沿的氣質和能力。我們關注海外傳播及其影響力，是要在與各種文明的交流中，通過來自異質文化的反饋，更明確地調整和建設自己

　　近兩年，以中國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為引子，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影響力的話題引發了從專家學者到普通民眾的全方位關注，人們津津樂道中國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地位躍升。在當代作家的個人簡歷里，也總是能發現作品被翻譯成幾國語言的字樣，幾乎已成標準格式。這樣的介紹重復出現，會使讀者產生一種錯覺：中國當代文學在海外大受歡迎，中國有許多國際意義上的作家。

　　但事實遠非如此。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影響力，取決于作品的海外落地效應。僅僅作品翻譯成外語或版權被購買并不能說明問題，還應該考慮作品真實的閱讀和接受情況，關注這些作品的傳播效果，杜絕錯覺和幻覺。這尤其需要我們擺正當代文學海外傳播的心態。

　　2012年倫敦書展期間，有中國作家談及，在倫敦的大眾書店里，想找到中國作家的英譯本依然困難。我近幾年在海外大學生和來華留學生中進行的問卷調查也顯示，絕大部分受訪者只知中國有著名作家魯迅，對當代作家知之甚少。目前我們接觸到的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海外影響力的描述基本來自“利益攸關方”，如作家、研究者、漢學家、版權交易機構、作家的外國友人等，這里有一種夸大影響力的潛在傾向，從這樣的角度進行觀察會導致一種自我膨脹。

　　據統計，目前英國一年出版的文學類書籍中，各個外來語種翻譯作品加起來只有2%，這一數據在美國是3%。在這極小的比例中，中文作品所占份額可謂微乎其微。借用漢學家宇文所安的說法，西方的文學書架好比購物中心的“大食廊”，它會給世界各地的特色餐飲提供一個攤位，但那已經過了主人的揀選，且席位有限，能獲得展示的作品總是既體現差異，同時這種差異又不會使顧客感到不適。在這樣為數不多的中文作品中，從文學的意義上被關注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學者張頤武說：“中國當代文學的海外讀者多數不是對中國文學感興趣，而是對中國感興趣。中國文學在海外大眾層面還沒有形成讀者群。”中文作品更多的被西方讀者當作驗證自身優越感的社會學材料，而并非文學本身。這種海外傳播狀況與世界格局內的文化話語權分配密切相關。在西方對中國文學的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強勢地位仍然決定了大部分現實。作家曹文軒曾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假設：如果《哈利·波特》是中國西北的一個作家寫的，它會不會流傳那么廣？《哈利·波特》的暢銷與它居于西方文化的高位、具有向全球輻射的能力息息相關。

　　中國當代文學現在缺少的是站在文明最前沿的氣質和能力。一些人的心態還停留在1840年以來的“民族悲情”中，將中國看作世界的“他者”，認為只有來自西方“主體”的認可才能最終確證自身。對諾貝爾文學獎、奧斯卡獎等西方獎項如饑似渴的追求，說明我們的文明還籠罩在陰影之下。與此同時，轉型期的中國每天都在生產著“巨大的故事”，這是已經進入相對平穩的社會發展形態的西方社會所難以想象的。現實為中國作家提供了突出的素材優勢，也隱含了偉大作品誕生的可能。中國的自信在慢慢建立，已經廢棄了“與國際接軌”這類模糊不清的表述。無論是“中國夢”，還是與之相關的“中國故事”的提倡，都是對建設一個成熟的現代文明的期許。

　　在此現狀之下，中國當代文學應繼續致力于自身的建設，提高自身的文明程度。對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關注，與其說是“對外的”，毋寧說是“對內的”：這意味著我們要在與各種文明的交流中，通過來自異質文化的反饋，更明確地調整、建設自己。中國文學在海外輸出過程中受到的歡迎、冷落、誤讀，都應成為提高自身的動力。通過孜孜不倦的吸收與創造，我們的文明才可以建立自身的主體性，才可以自信地說：對于中國當代文學來說，來自全球華人社區的肯定是最大的肯定，判斷當代文學的權威性標準應首先從母語讀者的心中生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