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要言之有物(王巖)

　　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界，不少文藝批評家格外重視文藝批評“怎么說”即認為批評“姿態”是首要的，而相對忽視文藝批評“說什么”即是否言之有物。這種不重文藝批評的是非判斷是本末倒置的。在文藝批評中，批評主體說的對與不對是根本，至于批評主體怎么說則是次要的。正如19世紀俄國文學批評家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說的：文學批評家不必拘泥于以前覺得這同一位作家的作品是好還是壞，而應該特別注意文學作品的價值。“對于值得贊揚的作家一視同仁地贊揚，對于不值得贊揚的人則一概不歌頌。”

　　正如只有理直才能氣壯，文藝批評家如果言之有物，真理在握，才能具有抵制外在消極影響的內在力量，才能沖破各種利害關系的束縛。在這個基礎上，文藝批評家一是應在認真履行精神勞動的責任擔當的基礎上積極推動當代文藝的健康發展，二是應在準確把握文藝批評對象的基礎上努力推進文藝批評成果成為文藝批評發展史上的重要環節。然而，有些文藝批評家卻沒有這種理論自覺，不是跟著現象跑，就是跟著感覺走，文藝批評史在他們那里完全成了19世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所批判的“死人的王國”。

　　文藝批評史是一有次序的進程。黑格爾在考察哲學史時指出：全部哲學史是一有次序的進程。“每一哲學曾經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沒有任何哲學曾消滅了，而所有各派哲學作為全體的諸環節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學里。”文藝批評史也不例外。文藝批評家如果不想成為文藝批評發展史上的匆匆過客，就應該在前人認識的基礎上繼續前進，而不是各說各話，甚至來回折騰。否則，文藝批評家就既不可能公正地對待前人的文藝批評成果，也不可能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19世紀俄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潮流涌現了不少具有世界地位和世界影響的大作家大作品，是與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不斷推動分不開的。這些文學批評家前后相繼，不斷沖破當時黑暗世界的禁錮，推動俄國優秀作家走向獨創的、從一切異己的和旁人的影響下解放出來的坦直大道。杜勃羅留波夫深刻地批判了19世紀俄國社會，認為“在這個黑暗世界里，沒有神圣，沒有純潔，也沒有真理；統治著這個世界的是野蠻的、瘋狂的、偏執的專橫頑固，它把一切正直和公平的意識都從這個世界里驅逐出去了”，以至于這個黑暗王國里的“每一個受盡壓抑的個性，只要稍微從別人的壓迫底下解脫一點出來，他自己就會努力去壓迫別人”。在這個黑暗世界里，新生的力量沸騰著，要沖出來，但被沉重的壓迫緊壓著，找不到出路，結果只引起了陰郁、苦悶、冷淡。但是，俄國進步文學卻不顧韃靼式的審查制度顯示出生命和進步的運動。別林斯基高度肯定了這種俄國進步文學。杜勃羅留波夫則在別林斯基這種肯定的基礎上提出了衡量作家或者個別作品價值的尺度，就是“他們究竟把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的(自然)追求表現到什么程度”。他認為俄國作家奧斯特羅夫斯基的杰出就在于他挖掘和表現了與當時俄國人民生活的新階段相呼應的性格。這種俄羅斯的堅強性格和任何專橫頑固的原則都是勢不兩立的，“他是意志集中而堅決的，百折不回地堅信對(自然的)真實的敏感，對(新的理想)滿懷著信仰，樂于自我犧牲(就是說，與其在他所反對的原則底下生活，他就寧使毀滅)”。俄國進步文學就是在別林斯基、杜勃羅留波夫和車爾尼雪夫斯基等文學批評家不斷推動下向前發展的。中國現當代文藝批評家俞平伯在遭受批評后既不固執己見，也不來回折騰，而是在修正錯誤中繼續前進。這是有利于中國當代文藝批評的有序發展的。1986年，俞平伯在批評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紅樓夢》批評史上的索隱與自傳說時不但否定了自傳說，而且把它同索隱派相提并論，認為它們是殊途同歸的學派，即索隱、自傳殊途，其視《紅樓夢》“為歷史資料則正相同，只蔡視同政治的野史，胡看作一姓家乘耳。既關乎史跡，探之索之考辨之也宜，即稱之為‘學’亦無忝焉。所謂中含實義者也。兩派門庭迥別，論證抵牾，而出發之點初無二致，且有同一之誤會焉。”俞平伯在晚年甚至認為“一切紅學都是反《紅樓夢》的”。并說：“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程偉元、高鶚是保全《紅樓夢》的，有功。”這種紅學觀的轉變既是俞平伯虛心接受文藝批評的結果，也是他深刻自我反省的產物。在中國當代文藝批評史上，不少文藝批評家不是在捍衛優秀文藝傳統的基礎上繼續前進，而是在優秀文藝傳統斷裂中反復和“折騰”，終難形成氣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