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潤的光輝——緬懷恩師王運熙先生(吳承學)

王運熙(1926年6月—2014年2月)

　　王運熙先生的學生很多。對我而言，能成為他的弟子，是此生的榮幸。

　　1986年，我去安徽參加《文心雕龍》年會，第一次見到王先生。此前我已讀過先生所有著作，極為敬佩。他的君子之風和書卷之氣，更讓我如坐春風。次年我便報考了王先生的博士生。博士生入學筆試的內容大抵是《莊子》《文心雕龍》《滄浪詩話》等。面試時，先生問起四庫全書，又舉一本類書問應該屬于哪一部，問是不是看過《四庫總目提要》，有什么看法等。又問“二十四史”是哪些書，又問《資治通鑒》為什么不屬于“二十四史等”話題。我感覺，王先生不以偏題難題為難考生，提出的問題看似很平常，誰都能回答，但理解的深淺、悟性的高低又能看得出來。

　　在學期間，王先生主要指導我們讀書，開列一些書目，讓我們讀后談心得。先生總是細心傾聽，從不打斷。當我們出現錯誤的時候，先生不是說“你錯了”，而是輕輕地說“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這樣理解的”。王先生待學生很和氣，絕無呵斥之語，偶有批評也是非常委婉，學生卻很敬畏，這就是不言而威的師道尊嚴吧。先生眼力不濟，我們的論文都要念給他聽。他靜穆端坐，微閉雙目，但只要他皺皺眉頭，我們就知道其中必有問題，就要好好反省和檢查了。

　　回想起來，王先生很少對我們傳授什么治學之道，也從不叮囑我們要用功，但大家不敢偷懶。他和他的論著本身就是榜樣的力量和無言的鞭策。這么多年了，我寫論文有時還會想，這要是念給王先生聽，他會不會皺眉頭呢？于是就惕然不敢掉以輕心。

　　王先生的治學方法其實很簡單，就是實事求是。他是以乾嘉學派治樸學的方法來治文學的。他不求新，不求奇，唯求其是；不媚俗，不趨時，只重事實。王先生曾在贈我的《文心雕龍探索》一書扉頁上題寫其“治學自警語”道：“全面觀照，準確把握。正本清源，探明原貌。”這是何等樸實的話，每句話的境界，卻是不下苦功難以達到的。他的論著力求客觀公允，用字用詞很有分寸，他基本不用“最”“很”“極”“非常”這類感情色彩強烈的詞語。

　　蘇軾詩說：“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王先生做學問的奇特之處，就在于不求奇特而奇特自見。其文章平和卻另有一種特殊的魅力，非常耐讀，經得起時間的淘洗，就像一塊寶玉，越磨越有光輝。初次讀王先生的文章，你可能會覺得過于平淡無奇。若干年后再讀，你會發現，有些人的觀點當時看似奇特，后來卻站不住腳，而王先生的觀點卻顯得準確而精當，永遠經得起推敲。這種學術生命力令人稱奇。

　　王先生家居上海火車站附近繁華熱鬧的地方，在那里住了近四十年。隨著上海的飛速發展，王先生的家越來越顯得陳舊。我上學期間，每周到先生家里聽課，畢業后又多次到先生家里，發現先生的用品沒有多少變化，衣服鞋帽穿了多年仍在穿，飲食也非常簡單。前幾年我到王先生家，他很高興，一定要留我吃飯。晚餐是由師母做的，很快飯做好端上來，每人一碗速凍水餃，吃得很開心。師母說，他們平時常吃凍水餃，這樣簡單方便，營養也可以。

　　有人說，王先生專心學術而甘于寂寞和清貧。其實人生有不同境界，有些人不甘寂寞，有些人甘于寂寞，而有些人則是不知寂寞為何物。王先生對物質生活要求很低，生活方式非常簡單，對他而言，學術就是樂地，沉浸其中就是最大的快樂，所以從不感到什么寂寞和清貧。他并非刻意追求清高，而是本性喜歡寧靜簡樸的生活方式，他活得自然，所以也活得自在。

　　2002年底，王先生和師母赴香港和在中文大學任教的二公子巨瀾同住數月。次年3月中旬，由港返滬，途經廣州，下榻中山大學，并作學術報告。先生濃重的上海口音，聽眾聽起來有些吃力，所以由師弟彭玉平現場即時“翻譯”，講座效果奇佳。我們還陪先生和師母游覽了廣州、中山、珠海和肇慶。一周多的時間和王先生近距離接觸，感受到先生感情豐富，也很機智風趣。當我抱怨同時要指導一至四年級的本科生，還有碩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任務太重，王先生笑著說：“教學生如養孩子，小時候辛苦，長大就好了。”同行的彭玉平兄，性喜雅謔，在肇慶鼎湖山上開玩笑說：“王先生，您穿著如此樸素，你看承學的衣服、鞋子都比你的好多了，你可要批評他！”先生莞爾一笑：“不，這才叫與時俱進。”同行的人都笑了起來。現在回憶起來，先生的音容笑貎如在眼前。

　　作為弟子，我總以為先生在學術上的天分與成就，是我們所不可企及的，而王先生那種君子人格與學人風度，我們也只有仰望的資格。王先生的為人和為文高度一致，總是那么從容、淡定、平和、溫厚。他看起來文弱，其實意志非常剛強，有超出常人的忍耐力。看起來隨和，其實原則性很強，很有定力主見。吉人寡辭，但言必有中。

　　他極有修養，我未見過他疾言厲色，未見過他發怒、生氣，甚至未見過他情緒激動。他高興也就是莞爾一笑，連呵呵的笑聲都沒有聽過。他的性情溫靜如水，與人為善，寬厚待人。對一些人、一些事，也有看法，有意見，但絕沒有怨恨。有些我們認為是不公正的對待，先生也泰然處之。晚年因飛來橫禍而纏綿病榻數年，這是常人難以忍受的，而他仍不怨天尤人，脾氣好得連醫生護士都感到驚訝而敬佩。我們去看他，他無法吃飯，要靠鼻飼，又說不出話來，見到我們，還很自然地露出溫厚的微笑。這既出于天性的淡泊平和，也是很高的人生修養。我想，這就是受到傳統文化熏陶而生成的君子人格與學人之風。

　　宋代大理學家程頤曾說孟子和孔子略有差距，孟子就像有奪目光彩的水晶，孔子則像美玉，“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王先生的為人和為文亦如美玉，不會閃耀出炫目的光芒，卻靜靜地散發出溫潤的光輝。在當今大學和學術界中，這種溫潤的君子人格，這樣純粹良善的學者，顯得越發珍稀越發難得。

　　王先生走了，永遠離開了我們。嗚呼！吾師一去兮，雨雪霏霏。我心傷悲兮，不可斷絕！

　　(摘自《東方早報》2014年2月14日A15版)

　　王運熙 教授，共產黨員，江蘇金山(今屬上海市)人。1947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1952年后，歷任復旦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國古代文論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專于中國古典文學和文學理論批評，尤長于六朝、唐代文學和《文心雕龍》的研究。著有《六朝樂府與民歌》《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文心雕龍探索》，主編有《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卷本)等，曾參與《辭海》《中國大百科全書》的編寫工作。2012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五卷本的《王運熙文集》。王運熙先生治學嚴謹，視野開闊，思維辯證；為人樸實謙遜，淡泊沉靜，不計名利，以教書育人、追求真知為樂。他以其學術建樹和高尚的品格，受到了中外學人的由衷敬仰。2014年2月8日于上海去世，享年88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