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詩歌面對“無邊的現實”(沈葦)

　　當下作家、詩人正置身于復雜的現實生活之中，這是一種“無邊的現實”： 崇高的、虛假的、強悍的、迅疾的、莫測的、極度信息化的……洶涌而來。可以說，生活的復雜性對作家的表達能力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如何回應現實、抒寫現實，就變成擺在每一位詩人面前的課題。

　　回顧新詩近百年的發展歷程，我們發現，優秀的詩人們總是將自己的心靈與時代變遷、家國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因此，在當下的文化語境中，需要繼續誕生有活力、有良知、有方向感的詩人，否則我們的語言和文化就容易被消費文化所吞噬、埋葬。基于此，詩人需要建立起兩種關聯：與詞語建立的“幸福的關聯”，與無邊現實建立的“痛苦的關聯”。這種“痛苦”其實是詩人的榮幸與責任，也是語言作為“道德之首”的責任。

　　因此，面對“無邊的現實”，詩人們不應該采取“規避”的態度。然而，一些詩人也在積極地書寫現實，但這種“現實”卻不那么令人感到真切。比如面對一些災難事件，他們會輕易陷入對災難的即時的、未經審視的反應和表達，進行一種嫻熟的“日報體”寫作。這種寫作遮蔽了死者的面容和身軀，遮蔽了人的真實內心。當死亡人數變成一個冷冰冰的統計數字，事件的真相就被掩蓋了。還有一些詩人，他們執著于對彼岸世界的追尋，對現實世界視而不見。但是，從來不存在一種凌空蹈虛的“超越”，也不存在一種失去了基石的“精神構建”。有些人喜歡說詩歌是“離地萬里”的藝術，但它的另一個偉大向度是“掘地三尺”。所以，詩是“根”與“翅”的混合體，是“超越”與“非超越”的一場漫長角力。

　　現在，詩歌遠離了“圣言時代”，詩人已不是“世界的立法者”。因此，與其說詩歌是預言和告誡，還不如說是見證與提醒。面對現實生活中的苦難，詩人們要“把詛咒變成葡萄園”。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將生存體驗和負面經驗進行贊歌式的轉化，也不是像哲學家西蒙娜·薇依所質疑的那樣——描述“直接與惡相對應的那種遠非高層次的善”，而是將它們轉化為一種語言的、內心的、生存的力量，并且，在說出足夠多的“不”之后，更加有力地說出“是”。

　　面對“無邊的現實”，我們需要杜甫式的詩人，需要穆旦所說的“時代作品”。穆旦在給青年詩歌愛好者郭保衛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是特別主張要寫出有時代意義的內容。問題是，首先要把自我擴充到時代那么大，然后再寫自我，這樣寫出的作品就成了時代的作品。”

　　作為靈魂的客觀物，一種向內、向外的藝術，今天的詩歌，是這個高度媒介化、極度現象化的變幻莫測的時代里，反抗遺忘，抵御野蠻裹挾，確立并更新自我，免于心靈碎片化的一種力量。今天的詩人，在努力修復內心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裂痕，以“在場”而非“抽身”的方式獲取滋養與力量。面對“無邊的現實”，我最后要引用歌德的一句話來結束這篇文章：“每一次健康的努力，都是從內心導向外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