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思考《新仁學構想》的過程中,常常想到孔孟仁學的歷史命運。孔子創立仁和之學,使三代文化有一個劃時代的提升,卻難為同時期人們所理解;孔子周游列國,不為諸侯所用,于是退而整理古典,以詩書禮樂教育弟子,僅使仁學得以流傳。然而孔子儒學乃是“立教”之學,它為社會人生確立價值標準,推動中華民族繁榮昌盛、成為禮儀之邦,起了奠基的作用,故漢以后孔子成為中華圣人,兩千多年中被中國人視為精神導師。近代以來,在西學大潮沖擊下,孔子之學陷于悲慘的境地。曾幾何時,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又重新走近孔子,表現出越來越莊重的敬意,他的人本理念與貴和哲思成為人們追求的價值;與此同時,國際社會有識之士也向往孔子,認為處在困境中的人類要到孔子那里尋找光明的出路。孟子生當戰國中期,爭霸中的諸侯以富國強兵為當務之急,對于孟子仁義之學不予重視,太史公謂時人“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然而孟子之學博深遠大,后續力強勁,唐宋以后由子學上升為經學,對后世民生主義、民本主義、人格尊嚴、心性之學諸方面發生深刻影響,成為中華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可見,對于古代圣賢及其思想的評價,不能依一時(這“一時”也許在一個世紀以上)之興衰而定論,更不宜只從實用的角度而褒貶,他們的學說要在歷史蜿蜒的長河里才能彰顯其全部價值。
不可否認,當今世界主流思維是貴斗哲學,主導國家主張霸權主義,主要潮流是功利主義;講對抗就要排斥仁和,講霸權就要摧殘人性,講功利就要拋棄道義。因此,孔子仁和之道的聲音仍然微弱。從眼前的實用層面和狹隘的族群利益看,仁學太理想化,不切應用,不合時宜,仍然是“迂遠而闊于事情”,無法推行。人們在不斷地被周圍真愛善舉所感動的同時,放眼世界,看到更多的是軍備競賽、地區沖突、損人利己,“叢林規則”在地球村時代仍大行其道。未來的世界會走出爭斗不休的苦難嗎?人類真能擺脫動物世界的野蠻性而成為文明的群體嗎?儒學仁和之道能夠從“博物館化”(列文森)狀態走出來成為活生生的現實社會規則嗎?許多人表示懷疑。然而,儒學的中國應有文化自信。儒家仁學基于人性,據于理性,依于智性,對人類文明前景一向持樂觀的態度。它相信愛心根植于大眾之中,清明的理性使人經過努力能夠掌控過度的貪欲,而對他人與群體有所兼顧和尊重;發達的智性使精細的人們能夠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對比文明與野蠻兩種途徑的利害得失,從而拋棄互斗俱損,選擇互利共贏的道路。事實證明,現代化和全球化時代所提供的經驗教訓,非但沒有使人們遺忘孔子仁學,反而彰顯了它潛在的價值和未來意義。馮友蘭先生在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全書總結的最后一段里說:“現代歷史是向著‘仇必和而解’這個方向發展的。但歷史發展的過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時間,必須以世紀計算。……人是最聰明最有理性的動物,不會永遠走‘仇必仇到底’那樣的道路。這就是中國哲學的傳統和世界哲學的未來。”馮先生相信人類自身有能力走向光明,又對道路的曲折與長期有充分估量,這就是謹慎的樂觀。梁漱溟先生在晩年口述中向世人發問:“這個世界會好嗎?”他的回答是不必悲觀,慢慢地,地球上不同的種族之間,不同的洲土之間,那種成見、分別、仇視,都退后了,不敢有毀滅性的戰爭了。數年前聯合國文明聯盟成立,促進文明對話,倡導包容互鑒,都是人類進步的證明。
可是要真正保證人類的和平與發展,還必須從根本上改善人性,主要是大力培育德性。在世界多元文化中有兩種文化是差異最大又最具互補性的,即中華文化和歐美西方文化。前者是德性文化,關注人類道德的成長,其風格是溫和的、包容的,其發展是穩健的、漸進的;后者是智性文化,關注人類智力的發展,其風格是剛猛的、擴張的,其發展是急速的、跳躍的。德性文化比較適應農業文明與家族社會,在現代社會發展中它落伍了,面臨著轉型的挑戰,然而它的永久價值不會磨滅。智性文化在工業化及其以后大放光彩,高歌猛進,短期內釋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動經濟和科技飛速發展,給人類的物質生活提供了空前優越條件和方便,由此而主導了世界潮流。不過由此而造成人類的德性與智性之間的嚴重失衡;智性的發育日新月異,而德性的發育遲緩萎縮,人類的德性遠遠不足以駕馭智性的奔馳張狂;工具理性扼殺了道德理性,后果是可怕的。從長遠看,德性文化是有生命力的。文明社會的成長不僅要靠智性有聲有色地推動,更要靠德性無形無象地支撐。德性缺少智性,社會不能發展;智性沒有德性,人類必陷絕境。中西兩種文化能否互補共榮將決定人類的前途。在中國,要克服文化自卑,實現文化自覺,重新認識和找回自家寶藏,把遭受創傷的中華之靈根、儒學之精華重新培植起來,使之本固枝壯、葉茂華繁,同時大力吸收西學智性之長,以仁愛為體,以智能為用,建設現代文明強國,進而參與建設和諧世界。在西方,有識之士在認真反省經濟危機、強權危機背后的智性文化的弱點,調動自身德性文化元素,以為有所不足,又能虛心面向東方和中國,向孔子、老子、釋迦牟尼學習,增強善美品德,多一些仁愛天下、慈悲生命的情懷,多一點中和理性和協調智慧,消解利己主義和貴斗哲學的心態,則其文化必將煥發新的生命,亦將造福于人類。這可能成為普遍的現實嗎?中國人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仁以為己任,消除社會重大弊病,逐步實現民族復興、文明強盛之夢,必將使仁學放射出耀眼的光彩,那么促使世界變好就有了強大的基地。
當此傳統斷裂、德性缺失、物欲泛濫、人心混亂之際,自己不揣淺陋,本著“至誠無息”、“和而不流”的精神,力致于“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上承孔學之源,探討仁學,創新仁學,賦予它當代理論形態,針對重大現實問題,發出仁和的呼聲,應當于世有所補益,卻不期待速生顯效。但我相信“德不孤,必有鄰”,也相信儒家仁學具有“極高明而道中庸”和“明體而達用”的理想與現實相結合的品格,這能夠為今人應對各種難題提供超常的智慧。人們已經在“古為今用”、“轉化傳統”、“綜合創新”等原則問題上有了廣泛的共識,今后的主要任務是在如何創新上下功夫,多出一些有價值的成果,供人們思考和運用。“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本于仁心,向著文明,盡心盡力,展示中華智慧的無窮魅力,使社會有所改良,乃是學者的責任。
如今《新仁學構想》成為專著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得到一些學者的好評,受到青年學生的歡迎,我心稍慰,這不是因為我的小書受到重視,而是因為仁愛思想能被認同。諾貝爾獎獲得者英國女作家多麗絲·萊辛生前在上海說過,在西方出現了整整一代“文明的野蠻人”,他們掌握了文明,卻造成野蠻的后果。令人鼓舞的是世界已經擁有一位當代的圣人曼德拉。古代的孔子創立了仁學,當代的曼德拉實踐了仁學。曼德拉用非凡的堅毅與和平的方式打破了種族隔離,實現了南非種族和解,他的大愛超出了民族、宗教、國家,而澤被全人類,成為全球的一面精神文明旗幟。只要人們逐步聚集仁愛的旗幟之下,人類徹底擺脫野蠻,成就真正的文明人和文明社會,就有希望。
2013年12月
圖:牟鐘鑒先生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