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一位犯了錯誤的干部下放到我村改造,有個村婦憤怒地指著這位干部斥罵:你這個雞窩雞窩分子!她要斥罵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但她因為沒有文化講不清這幾個字。一個連人家罪名都講不清楚的婦人,內心莫名其妙地就充滿憤怒。
我奶奶也沒有文化,她聽廣播里唱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說:還好?天天打打殺殺還講就是好?村里人聽著就開她的玩笑:你講這個話,要把你绹起來!我奶奶把手往后面背著講:你來绹呀!你來绹呀!
村里祠堂原先立有一碑,其上刻云:“國家之強弱,關乎國民識字之多寡,是故有識之士莫不以廣興學校普及教育為目前救國之急務。稽其所入學者,類為有產之家,貧困優秀之子弟,每苦于求學無門。禹夫怵然憂之!竊以為教育貴在普及……禹夫并擬加籌資金,永久附設民眾夜校,使鄉中年長失學者均能入學光大。鄉中多一讀書識字之人,即社會多一安分守己之人,亦國家多一健全良好之國民,豈止兒童哉!”
這塊碑立于“民國二十五年”,即1936年。此碑后來淪為水渠砌石40多載,前幾年才被取出重新立在村小學。碑文中的“禹夫”家就是當時村里最有錢的人家,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不論來了什么運動,禹夫都要被拉上臺去批斗,逼他交出子虛烏有的變天賬。1969年初夏,禹夫不堪凌辱自殺。
那個叫人家雞窩雞窩分子的婦人,一直被鄰里們當作笑話講了幾十年;我奶奶講了當時看來非常反動的話,也沒有人真把她绹起來批斗;禹夫死后很多老人私下講他其實是個大好人,年輕時做過很多行善積德的事。鄉村自有鄉村的倫理尺度,也自有鄉村的是非標準。過去60多年的社會革新、嬗變或動蕩,無時無刻不在動搖和侵蝕著傳統的鄉村文明,而傳統的鄉村文明卻又無聲無息地療救著鄉下人心靈的創傷。如果沒有鄉村傳統文明的抵御和緩沖,過去幾十年發生在中國鄉村的人性災難會更加深重。
我的中短篇小說集《漫水》記錄的就是我對鄉村生活的記憶。我出生的村莊如同我在中篇小說《漫水》里寫的,團簇在田野的中央,緊臨溆水河畔。我在村里生活了19年,直到考上大學離開。我人生中最原初的、也最深刻的記憶就留在那里,那里也是我永遠的鄉愁。《漫水》這個中篇小說,就是我對家鄉的詩意敘述。家鄉充滿靈性的山水風物,含蓄敦厚的情感方式,質樸純真的人情人性,重義輕利的鄉村倫理,都成為我刻意追求的審美意境。我有意淡化情節的因果連貫,盡量以一種從容、平淡的方式還原鄉村生活的本真狀態,以淡墨寫人物,追求細節的豐滿逼真和意境的簡約空靈。《漫水》中的余公公和慧娘娘這兩個人物,我盡量把他們寫得溫厚、樸拙而有深蘊,我用心中最柔軟的那支筆來寫他們兩人之間的情意,那種情意有鄉村中聰明人之間的惺惺相惜,有男人和女人間相互憐惜的親情,那是兩個都懂得美、追求美的人之間的默契。他們是鄉村文明的傳承者和守護者,他們身上體現了我的鄉村理想和審美追求。當然,我寫《漫水》,不可能完全把它寫成烏托邦,社會歷史的暴力性揳入給鄉村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帶來的或顯或隱的改變,鄉村殘存的詩意文明的凋敝和式微,也成為《漫水》這一小說里的另一種聲音。而且越到小說后段,這種隱隱的憂患和恐懼的聲音越來越明顯,最終不可挽回地成了一首悲歌,只是這首悲歌哀而不傷,沒有縱橫的淚水,只有含淚的悲涼。
《漫水》這部中短篇小說集一共收錄我7篇鄉村題材小說。其中,《霧失故園》和《冬日美麗》寫于1996年,《也算愛情》寫于1997年,《我的堂兄》寫于2007年,《桂爺》和《鄉村典故》寫于2008年,《漫水》寫于2012年。7篇小說反映的鄉村生活,時間跨度從上世紀40年代到21世紀初。這幾十年,中國鄉村有些方面的變化可謂滄海桑田,有些方面卻又是停滯的、板結的。鄉村傳統的宗法倫理被粗暴改變,扭曲了鄉村人物的命運。我也許只能嘆息鄉村詩意的潰散,目送它漸行漸遠的背影。如今回到故鄉,看到鄉親們都住著新蓋的房子,鄉親們仍依家譜輩分起著名字,然而他們中間再也沒有余公公和慧娘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