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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體時代,如何重建人文精神?(何晶)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10月03日10:09 來源:文學報 何晶

      學者、專家參與“人文精神再討論”

      新媒體時代,如何重建人文精神?

    張瀅瑩 攝 張瀅瑩 攝

      20年前,由上海學人發起的“人文精神”討論波及大江南北,影響深遠。當時所涉及的問題如:市場經濟與人文精神是何關系,市場經濟導致人文精神的喪失、還是促進人文精神的生長,當今中國需要提倡什么樣的“人文精神”等等,使人們對市場經濟給精神生活產生的正負效應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促使人們進一步認識和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文化建設面臨的實際問題。如今,整整20年過去,市場經濟的快速推進,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當初指涉的人文精神問題是否得到了解決?人文精神在當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面臨著什么新的沖擊?人文精神又該如何重新建構?種種問題,使得一場深入、嚴肅的思想碰撞和理論探討應運而生。

      9月21日上午,本報與上海大學影視學院聯合主辦的“新媒體時代‘人文精神’重建與弘揚——人文精神再討論”座談會在上海大學舉行。會議由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教授郝雨、本報副主編陸梅主持。本報社長、主編陳歆耕致辭。鄭涵、李建軍、肖鷹、吳亮、郜元寶、楊揚、黃桂元、張生、何言宏、黃惟群、龔靜、田建民、王國平、舒晉瑜、周榮池等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與會研討。

      文化市場化,人文精神失落的根源?

      如果說對人文精神失落的憂慮源于市場經濟的興起,那么到了市場與資本迅猛發展推進的當下,人文精神在社會生活中的處境是否更為艱難?新媒體時代文化產業化成為大勢所趨,文學市場化成為行之有效的一種文化生存樣態時,我們的文學、文化界,對此是否還有自己的話語權?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肖鷹坦言,作為一個人文研究者,自己越來越對當下的許多社會現象“無語”,“這些社會現象跟我們的研究領域相關,但是我們卻無法對此發聲,即使發聲實際上也產生不了什么效果,我們沒有辦法去解讀它”。他以今年文化界的熱點事件——郭敬明《小時代》電影引發一系列文化爭議的現象為例,闡釋了人文研究者在當下社會現象中失語的內在因素。肖鷹認為,我們一些正面主流的文化評論在面對郭敬明時,可能還沒辦法找到自己的話語體系來面對一個完全市場化的文化活動、或者說完全市場化的文化社會。

      如何才能在這種文化市場化下重新贏得對文學、影視作品乃至各種文化現象的話語權?在肖鷹看來,恐怕還得對文化的市場化有一番更深入的研究認識。他提到當下文學市場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是,文學向市場轉嫁,原來屬于精神價值導向的文學,在新世紀以來竟然開始向市場尋找讀者、迎合讀者的閱讀興趣和興奮點,它的人文意義完全轉化為市場需求。郭敬明就是這種文學轉嫁市場的產物,他代表了高度市場化的文學形態。“在對郭敬明做文本解讀時我們發現,我們掉進資本的陷阱里去了,郭敬明是一個超文本的邏輯,也就是說,他是一個資本市場整合營銷的行為藝術,在這個前提下對他的閱讀,文本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他擁有的是作為一個資本打造的暢銷符號、作為青春文學的暢銷符號,具有的一種巨大的、超人的甚至準神話的、準神性的吸引力。”郭敬明式的資本化青春文學,已經遠遠失去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和《麥田里的守望者》這類青春文學經典著作里那種與社會、傳統、甚至群體之間存在的反叛的張力。

      肖鷹認為,當下談人文精神,最重要的還是要面對一個資本化的文化界,“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將資本化的文化界理解到位,也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把郭敬明這樣似是而非的青春文學解讀清楚”。對他而言,“作為人文學者,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還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把文學從資本那里做一種解讀和解救,人文學者的使命和責任,還是讓文學回歸心靈、回歸自我、回歸精神”。

      那么,市場化和資本是否就真的完全否定了人文精神的價值、擠壓了人文精神在社會生活中的空間?市場化與人文發展究竟能否并存?即使肖鷹在憂慮文化市場化的同時也承認,市場化本身并不是壞事,市場化實際上和人文發展是并提的,一體兩面,市場化強調尊重個體,以個人的價值為中心,這正是人文精神的其中之義。《上海文化》主編、評論家吳亮則認為,當下的社會生活實際中,人文精神的問題其實正在于一切都不夠市場化,或者說沒有做到真正自由的市場化。在他看來,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不是市場經濟、資本造成的,更重要的是當下的中國用科斯的話說“思想市場”沒有開放,“為什么這些年來中國原創力嚴重匱乏,為什么不出大師?就因為中國是一個沒有思想競爭的社會”。他表示,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于人的思想、內心價值的重建。

      知識分子應當承擔起人文精神重建的責任

      “由于知識分子的失職,因為知識階層的不作為,導致當下人文精神的危機幾乎蔓延到社會生活中的所有角落,而且這種危機比許多年前嚴重得多。”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建軍的話無疑代表了當天多數與會學者們的感受。一個社會人文價值失范、人文精神式微,知識分子究竟應該承擔多少、又該擔負起怎樣的責任?作為引領社會風氣、引導精神價值取向的作家們,又應該寫出怎樣的作品來不辜負這份重任?評論家們又能為當下的人文精神重建做些什么?

      在李建軍看來,影響人們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知識群體是作家,尤其是具有主導性作用的“50后”作家,但他卻并不認為這一代作家發揮了應有的作用。“‘50后’這一代人從知識構成、到人格成長、到情感方式都存在殘缺,他們作為小說家卻基本上不太會觀察人物的內心世界,不會去細致地寫人物性格的形成、發展,寫人物內心世界豐富、復雜的情感感受,他們只是用一種極其任性的方式一意孤行地去寫人物”。

      “愛是文學作品中永恒的主題和靈魂,當作家深入地去體貼人物的個性,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有認同,那么人物的痛苦就變成了作家自己的痛苦。但是這一代作家,我們看到的是敘述者像一個暴君一樣處理他的人物,而且里面的人物也不懂愛,從作者敘述的語言中所傳達出來的情感態度,也看不到對這個世界任何的體恤和愛,那是一個冷漠的、混亂的、殘酷的世界。”對李建軍而言,只有作家從內心里愛人、尊重生命、尊重個體,他的作品才能對人們的生活、精神產生正面的導向作用。“50后”一代作家,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中起著中堅作用,李建軍認為,將他們整體當作個案來研究,對我們當下的文學、至少是文學的人文精神的重建、文學危機的克服,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與作家以作品創作引導社會精神導向相對的,文學批評家們應該從更高的理論層面進行人文精神的重建。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坦言,對當下的文學評論并不滿意:“今天的文風要么是你好我好,要么用一些誰也不懂的東西,學術界自己撫摸,別人不能介入。”而且當下的文學評論有一個共同點———不批評作者,“評論家們批評作品,研究作品,研究時代社會,就是對作者交白卷,好像不約而同地回避對于活著的作家的任何批評,而中國古典文學的批評好就好在首先把作家的形象描寫活了”。這些無疑對文學批評的生態是有害的,會遮蔽文學評論應有的價值。

      在郜元寶看來,當下的文學評論必須正本清源,回歸到它最基本的東西,才能夠談及人文精神在這個層面的重建。“文學和藝術一樣,都是從內心發出來的東西,無非就是虛榮、真誠,膽怯、勇敢,美好、丑陋,空、不空,這些才是文學最基本的東西,也是文學評論最基本的東西。”“中國的文學批評,我們是有責任的”,對郜元寶而言,這種責任在于“在自己的領域內把問題澄清,講一點你自己認為有把握的話就行了”。

      與李建軍和郜元寶認為知識分子理所當然對人文精神重建負有責任不同的是,同濟大學教授張生抱有懷疑態度,“工業化生產制度、生產方式一旦來臨,不可逆轉,我們采取任何的方式都不會有變化,所以也不必為人文精神失落而焦慮”。在他看來,當下的人文精神有了自己新的形式,“表面上人文精神好像喪失了,我們為它唱一句挽歌,但一種新的人文精神,隨著工業社會的到來、新文明的轉變而出現,只不過與我們習以為常的西方文藝復興時候的精神是不一樣的”。因而,他認為“不能把作家、學者再當成這個社會的導師”,作家和學者在當下多元的人文精神下,已經被剝下了崇高的外衣,當下的人文精神重建依靠的是,“人們通過現代文明自己教育自己”。

      人文精神重建,有賴于皈依個人修煉

      人文精神的討論已經過去20年,仔細分辨這些年來整個社會中人文精神是否仍有留存彰顯,又是否有所積累?答案恐怕并不令人滿意,或者說讓人悲哀,人文精神在整個社會生活里全面退卻。那么,人文精神的重建是否該轉向個體的實踐?能否從社會的宏大場域中返回到個人的外部生活和內心思維情感的各個層面,以期積少成多最后蔚為大觀?或許是一種可能。

      “生活也好,做學問也好,都是一個個人的行為,個人的行為里面有每個人的審美取舍、審美標準,包括對一些事情的看法,確實只代表你自己,不代表別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揚認為,當下的人文精神發展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承認個體差異。他指出當下文學評論中存在的一種傾向,喜歡就某一個問題達成默契,似乎達成默契后這個問題就解決了,因而評論界的群體作戰也不鮮見。在他看來,文學評論恰恰因為有不能達成默契的東西,才能夠有文學評論的多元樣態和豐富見解。“如果我們的文學藝術像以前那樣,都是以同樣的景象、同樣的景觀呈現給我們的話,想想那會是一種什么樣的創作?”對于楊揚而言,當下的青春文學寫作,盡管要考慮它是不是成熟、是不是能行,但無疑提供了新的東西。因而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當下的文學批評應該有一個大的尺度,同時也要有多樣的尺度和變異的尺度。

      這與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何言宏的感觸不謀而合,“中國獨特的歷史變化、社會變化中,我們每一個個體,思想道路、命運體驗都非常的漫長,20年來的時間里,對每一個個體的研討,能夠切實地考驗人文精神的基本狀態”。對他而言,這種個體的研討,應當回到社會結構中來考察,“診斷每一個個體,怎么在這個結構中到達他現在所處的位置,將包括尊嚴、價值、信仰的確立、道德的重建在內的等等問題,回溯到對每一個個體的思考,思考別人的同時也自我思考,通過這種思考和自我思考、診斷和自我診斷,才能夠使人文精神的探討深入和落實”。

      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作家龔靜看來,與其對人文精神進行理論化的闡釋,不如具體而微的實踐,“人文精神要談,但基本更要做”。具體而言,就是在人文社會的架構里做一些基本的東西,這些基本的東西究其根本來說就是對人的尊重,對人的生活、行為、思想、尊嚴這些東西給予最基本的肯定和尊重。龔靜認為,這有賴于日常生活中個人的內在修煉,“每個個體都是造成社會問題的因緣,我們要有信念、有持守、有反省覺知,解決好自己的內在問題,對人、事、歷史、文化、現實或多或少有一些關照和思考,其實也是一種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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