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168小時》作者創作談:災難只是地震的一小部分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3年05月08日15:38 來源：新華網

　　[編者按]近日出版的一部汶川地震五周年紀實作品《汶川地震168小時》受到讀者關注，這本書首次全景展現震后七天七夜真實場景，披露震后鮮為人知的內幕，展現了在新聞報道中被忽略的人物和細節。作者張良針對讀者關心的問題一一做了解答。

　　災難本身只是記錄的一部分

　　問：記錄汶川地震的書很多，這本是什么樣的書？為什么選擇從一個記錄者的角度去寫？除了災難，它還記錄什么？

　　張良：這是一本讓你重新認識地震災難和人性的備忘錄。這場地震發生后幾天的事情，雖然有了媒體的高強度報道，但基于當時的混亂和時間限制，其實有很多方面是沒有充分展現的，我們對這場地震的認識并不全面。這一點，當時在現場的很多記者也感覺到了。

　　我看過之后的一些回憶文章，國內一些做深度報道比較出色的記者對自己廣為傳頌的作品并不滿意，總覺得有更重要的東西沒有記錄下來。這也是我看報道時的感覺。這不是指更多的孤立故事，而是指那些能有助于我們更深刻理解地震的信息，這些信息能把關于地震的種種串聯起來，讓我們看到全貌，知道那幾天主要事情的來龍去脈。

　　在書中，災難本身只是記錄的一部分，有更多的篇幅放在記錄人們是如何面對災難的，這包括震后孤城狀態下映秀居民的生活、指揮調度和廢墟下的拯救等。

　　問：這本書您一共寫了三年，這么長的創作周期，最大的困難是什么？有沒有想過要放棄的時候？

　　張良：其實中間有過放棄的念頭，主要是覺得工作量太大，沒有信心完成。這個工作量不僅指遍布全國的采訪，還包括海量資料的分析處理。當時我還在管理一家公司，時間極度缺乏。

　　另外，因為當時已經不在媒體，和一些救援機構聯系時并不順利，比如，首次聯系九江消防時，他們很難理解有人會私人自費來做這件事情，也無法判斷我這樣做的意圖，所以拒絕接受我的采訪。在第二年我才找到機會讓他們接受我。

　　問：書中記錄了哪些不為人知的事情？

　　張良：書里披露了很多以前沒有報道過的事情，我不知道這算不算“內幕”。

　　比如，映秀的主要建筑質量如何？震后，在映秀的街頭為什么會出現大面積的搶劫？在外來救援者沒有到達之前，臨時指揮部為什么要停止映秀小學的救援？作為震中的映秀第一次被外界知道真相是在什么時候？

　　在交通和通訊全部中斷時，從國務院最高指揮部到各系統指揮部，是如何判斷救援方向和調動資源的？汶川大地震的名稱如何誤導了救援？救援人員進入映秀的過程為什么會如此艱辛？不同系統的救援人員圍繞沖鋒舟和直升機位的爭奪甚至打架是如何發生的？

　　為什么不少被挖掘出來的幸存者很快就死亡？傷員在奔向直升機的過程中又發生了哪些悲�。慨斢承阈�學被宣布沒有生命跡象后，還有多少學生和老師活著？在廢墟下作業的救援人員自身遇到了哪些危險？在大批救援人員進入映秀的兩三天內，為什么食物會極度緊缺？志愿者與救援隊的微妙關系在廢墟上是如何體現的？映秀為什么會差點被宣布為疫區？映秀最后兩名獲救者曾幾乎被救援隊放棄，原因是什么？

　　問：您是怎么聯系到200多位地震親歷者，并把他們記錄在書中？在那么多的信息之中如何選出信息點進行采寫？

　　張良：最初的線索來自公開資料，我在一張大表中填充進去所有與映秀有關的名字，并按照身份背景進行分類。這構成了第一階段的原始信息。

　　這就像拼圖，最開始的幾步是最難的。不過，隨著采訪的展開，越來越多的采訪對象其實是由此前的采訪對象提供線索，他們漸漸串成了一張網。有些單獨行動的志愿者聯系起來難度最大，需要經過多次的關系轉接才能找到。

　　書里最終出現的200多人只是這張表中的一部分，已經采集到的故事也大大超過最后呈現在書里的內容。前期在搜集信息的基礎上已經大致確定了關注的幾個主要范圍：生存、調動與救援，后面進一步精選采訪對象時也就按照這個原則來取舍。另外，會特別關注獨特性故事，這不是指細節上的差異，而是指某個故事是否能拓展我們對地震、對人性的認識。

　　問：200多人中，最讓你印象深刻的有哪些？

　　張良：書中提及的楊云芳、連蓉、都文欣這母女三代人，這是書中最讓我感到痛心的。在她們身上沒有任何激昂的、強烈沖突的、戲劇性的東西，但那種生死之間的處境和抉擇，更接近大多數震后處于困境的人。

　　吊車手楊云青、楊和建父子與此類似。

　　醫生董成云和龍治代表著另外一種人，他們完全憑著自己的良心指引做出一些舉動，好像一面鏡子，能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人性善的一面是如何在災難中具體運行的。

　　李大軍、石凱、周慶陽，他們堪稱救援者代表，身處一個體系內，如何在體系的要求和個人內心之間達成平衡，他們堪稱典范。在他們身上，看到的不會只是一個“單位人”的程式化的動作，而是能看到鮮活的內心世界，作為人的本能的反應。

　　還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人，如剪掉長發救同學的20位中學女生、參與龍治救援隊的幾十位過路游客、夜晚在“死亡之路”上來回奔跑運藥的鐵軍士兵。他們都體現出了普通人在災難中的擔當。

　　問：地震發生后，很多人憑借自己的力量在推動救援進行，如宮治華的救援二人組，您怎么看待這些個人的“非常壯舉”？

　　張良：這正是一個社會面對災難時所需要的品質。一個社會的自我組織和管理能力如何，在大災難中體現得最為明顯。這其中的關鍵是能否出現凝聚團隊和人心的“關鍵人物”，以及他們是如何激勵和推動團隊前進。

　　真實的人性包含復雜的多面

　　問：災難本身是極具心靈沖擊力的，在記錄的過程中您怎樣保持冷靜與客觀？

　　張良：在寫作時，我刻意隱藏自己的情感，盡量以平實的筆調來運用文字。就像非虛構寫作所說的“冷靜的客觀”，在全書中回避直接評價和情緒表達。印象中，在描述電視記者希望首批到達的醫生們重演一遍從鎮外列隊進入，并從堤壩沖入傷員群的事情時，用了“這個混賬的要求”來形容，這應該是書中極少出現的幾處情緒表達之一。

　　讓事實說話，讓讀者去感受和判斷，讓自己像一個置身其中，但又有些超然的旁觀者。這種真實而細致的展現也許更能直擊人的內心。

　　問：同樣是災難紀實文學，錢剛老師的《唐山大地震》也是一本扛鼎之作，您怎么看待一本書在記錄災難、記錄歷史方面的價值？

　　張良：錢老師的《唐山大地震》是我在采寫過程中重點參考的書目之一，在地震過去30多年后，這本書仍然是我們認識那場地震的最好文本，這也凸顯了一部扎實的記錄文本能帶來的長久價值。記錄是為了不被遺忘，這并不是要不斷重溫悲傷和英勇，而是因為地震其實從未遠去，它會在人們猝不及防的時候隨時降臨。我們需要對災難有更深的認識，一本書是體現這個功能的最佳載體之一，地震期間鋪天蓋地的新聞報道并不能取代它。

　　問：您一直強調在記錄人性，通過這本書的編寫您對人性有新的看法么？

　　張良：對個人來說，沒有絕對的善與惡，大多數時候，要看人是在什么處境下做出什么選擇。

　　有很多次，在聽到某個人講述完故事后，我會想，如果我是他，在當時會怎么做？我會試著以常識和邏輯去理解每一個人的行為。

　　至于媒體在震后經常報道的“大災之后有大愛”，我相信那些展現的故事是真實的，但不能簡單化解讀。在這本書的采訪過程中也感受到，無論是受災者還是救援者，一個人的行為其實是帶著更多的“自我動機”。我尊敬那些忘我的大愛之舉，但也相信持久的愛需要更持久的動力。

　　我在書中記錄的并不是人性本身的變化，本性的東西一直深藏在我們內心，災難通過徹底破壞一個人所處的環境，給了人性一個展現的機會，讓我們能近距離地看清它的細微之處。平時，它被小心地遮蓋，因為真實的人性包含復雜的多面，沒有人會愿意完全地展現它。

　　雅安地震救援的NGO專業性更高了

　　問：為什么要選擇在五年之后來出版這本書？在即將推出時，4月20日，四川雅安又發生了地震，是否太過巧合？

　　張良：五周年是一個特殊的日子，能給人帶來不同的心理感受。很多人都會被這個日子勾起更多的回憶，這本書也是其中之一，它不是我的親歷，但也代表了我對那場災難的回憶。

　　按照我原先的想法，這本書本來會在更晚的時候出現。我原計劃的調查采訪時間就在五年以上，加上寫作、出版等環節，它的出版應該在更遙遠的未來。離地震的發生遠一點，也許能讓人更能靜下心來讀。錢剛老師的《唐山大地震》是在地震后10年才出版，幾本世界級的紀實經典，如《最長的一天》、《巨塔殺機》、《冷血》等，作者也是花費多年才成書。

　　不過，這種災難記錄的采寫工作是我此前沒有經歷過的，我低估了它的影響力。在采寫3年多后，的確已經感覺身心俱疲，所以就提前結束了。

　　問：以您的記錄體驗來講，相比汶川地震的救援，您認為這次雅安地震的救援有何不同？

　　張良：國家的動員能力更強了，預案更詳細，資源更充足。此外，NGO的專業性也更高了。

　　美中不足的是，在救援這方面，五年前就成為致命障礙的信息與交通這兩個環節，仍然出現了和五年前差不多的問題：缺乏統籌。在某種程度上，充足的資源導致了更大的混亂。

　　在救援之外，社會輿論和心理也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媒體和自媒體的行動速度超過了五年前，但信息反而失焦明顯。災難中最應該需要關注的對象？受災者和受難者，關于他們的信息有些不足。

　　問：對于這次地震，有人認為，國人的整個心態是更加理智，更加穩定了。所以，關于災難的思考也呈現了更加理性的趨勢。但也有人說，國人是善于遺忘的，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張良：我們對于地震的認識，對災難的思考，感覺沒有太大的變化，某些方面甚至倒退。對災難中的人的關注減退就是一例。也許，是因為對五年前的那場巨災一直沒有充分地總結。

　　重新認識人在災難中的行為，全面了解災難對人的沖擊和異化。假如災難再次來臨，我們不至于茫然無知，而能夠更從容面對。

　　問：作家李西閩曾認為，很多關于汶川地震的書，都是隔靴搔癢，只有親歷者才能體會其中的絕望和希望，您如何避免自己的作品只流于“隔靴搔癢”

　　張良：災難給親歷者帶來的沖擊，當然是旁觀者很難完全體會到的。即使盡量還原現場，在感覺上仍然隔了一層。不過，從采訪中我也能感覺到，因為地震讓親歷者陷入碎片化的環境與社群中，他們對地震的感受更多來自某個點，對除此之外的事情也知之不多。

　　《汶川地震168小時》盡量想描述的是各個點所串聯起來的一張網，就像一幅馬賽克畫，一幅幅小塊的填充，最終能更清晰地展現出地震的輪廓。從另一種意義上看，這幅畫也許更接近地震的本質。

　　災難只是地震的一小部分

　　問：您書中提到的人物現在怎么樣了？

　　張良：大部分人沒有太大的變化，地震只是讓生活中斷了一陣，現在要做的是重新恢復。不過，也有一些人可能永遠也回不到原來的狀態了，地震已經在他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這不僅僅是指身體，更多是指內心。比如，志愿者尹春龍，他在此后的幾乎每一次重大災難都會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參與救援，這包括甘肅舟曲泥石流、青海玉樹地震等。如果不是簽證問題，日本和巴基斯坦地震他都會去。他已經無法停下。

　　問：災難之后的汶川變成了一個觀光旅游之地，還出現了專門的旅行社，并向游客講述當時的慘狀，這個事情您怎么看？

　　張良：開展旅游是重建的手段之一，這個手段本身很難判斷其好壞，關鍵是看這個方式對映秀居民的影響。如果這是他們能夠接受，并覺得自然的方式，我們就應予以鼓勵支持。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在映秀地震旅游資源的開發中，過于看重“硬”比如廢墟和紀念館的一面，而對“軟”的一面比如紀念的價值和意義較為忽視。這樣，游客們看到的僅僅只是災難。災難只是地震的一小部分，我們要記住的也絕不僅僅是這些。

　　問：災后汶川除了重建，您覺得最值得關注的是什么事情？

　　張良：如何向災區中新生的下一代述說在父輩身上發生的事情。能看得見的是重新修建的建筑，但是能傳承不僅是這些。

　　問：911事件過去那么多年，但是大家還是很關注。同是災難性事件，您覺得這種關注與大家對汶川的關注有什么不一樣？

　　張良：大災難在人心中喚起的感受有相似的一面。如果說在情感的沖擊之外，有哪些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相比自然災害，恐怖行動會帶給人更復雜的思維。

　　問：假如地震再來的話，您還會去記錄嗎？

　　張良：應該不會了。

　　其實在我的內心，還有一個地方一直牽掛，但應該不會去觸及，這對意志的要求太高了。這就是北川，當初北川也是我重點關注的區域，還為此搜集了大量資料。但在這個汶川地震傷得最重的地方，我恐怕很難平靜去面對曾經身處其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