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語境化”的文化研究(王林生)

　　《娛樂時代——當代中國文化百態》 　　金元浦主編；群言出版社出版。

　　文化研究從來都不是虛無縹緲的“空中樓閣”。本世紀初，生產擴大化使我們的生活與消費緊密相連，流行與時尚帶來的各種思潮更是此起彼伏，一批批名噪一時的“文化事件”構筑起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由此，我們問，我們如何來認識這些“文化事件”？而當我們直面這些令人目眩的“文化事件”時，卻發現了自己話語的匱乏與理論的焦慮。于是，我們將目光投向了異域他鄉，在霍加特的著述中發現了對“酒吧”的分析，在威廉斯的著述中發現了對“烏合之眾”的研究，在湯普遜的著述中發現了對“婚姻啟事”的關注，在霍爾的著述中發現了對“交通信號燈”的闡釋……由此，我們從探索者那里借來“文化研究”一詞，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文化研究”直面現實，能給當下的文化際遇以最為密切的觀照，是“最語境化”的學術。

　　《娛樂時代——當代中國文化百態》的編著者金元浦不僅是世紀之初文化研究的倡導者，也是文化研究的踐行者。由此，我們又問，作者究竟在這部書中采取了何種路徑來做文化研究？正如編著者在后記中所言及的那樣：做文化研究應選擇個案。何以如此？從學理而言，在于個案是包含文化行為的實踐，這里的文化是指涉及一切意義生產、流通、消費、娛樂的日常生活。個案是最生動的文化實踐，而文化研究作為“最語境化”的學術始終與大眾的文化實踐相關，因此，選擇個案來做文化研究是二者的“心心相印”，是彼此“心靈”的契合。在具體的“語境”中思考個案，就意味著這個語境要追隨個案的改變而改變，也意味著文化研究要在不斷的“搭建——拆解”自己工作平臺的循環往復中變換自己的學術視野，要始終以一種開放的和未定的姿態來面對世界。

　　在急劇轉型的時代中涌現的文化事件無疑為文化研究提供了可以剖解的個案。由此，我們再問，在這部書中，究竟選擇了哪些“最語境化”的個案？這里有對景觀世界的關注，它是極富視覺沖擊的電影《2012》，是充滿“眾聲喧嘩”的《非誠勿擾》，還有更多其他的內容——這些個案的選擇與現實密切相關，具有實踐性和生活性，而文化研究正是因此而持有一種強烈問題意識，以一種批判和反思的立場直面真實的文化事件，并試圖給這個時刻變幻著的世界以合理的解釋。文化研究成為了一種高度語境化的批評立場，它自由穿行于文化實踐和理論的曠野，并始終行進在探索的路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