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革命”失敗開始

　　不知從哪一天起，我不再喜歡悲劇，不但不喜歡生活里的悲劇，連藝術里的悲劇也要躲避。這似乎是年齡賦予的和平演變，希望自己成為快樂的陽光的沒心沒肺的人，哪怕因此而影響了創作——把生活看得比創作更重要，這在之前的我簡直無法想象。

　　這場不期然的革命，真的就這樣悄悄地來了。我不再無病呻吟，不再在快樂的場合出示沉思的表情，我甚至厭倦了足不出戶的面壁苦思，我走出家門，把自己放逐鄉村、山野。我不想說任何跟文學有關的話，因為文學讓人思考，思考就不快樂。我的革命宗旨就是快樂。最初可以說成效顯著，我像個沒心沒肺的傻子，跟一直致力于民俗挖掘保護的朋友四處游竄，跟家鄉人大代表、農發局的公務員像模像樣地下鄉視察工作……直到有一天，我的好朋友——大連醫科大學醫學心理學教授賈樹華，把我帶到采訪自殺遺族的隊伍，我的革命，不得不以失敗而告終。

　　那些自殺的故事，那些自殺遺族的心碎講述，把一個密封已久的盒子生生打碎。痛苦、悲傷、絕望、困頓、迷茫，如一群瘋狂的飛鷹，撲閃著黑暗的翅膀，一瞬間罩住眼前的光明。心，就是這時，在黑暗里生生地疼了。那些故事，在掘掉了我得來不易的快樂之后，直通那根文學的神經，也就是這時，我發現，文學，再一次覆蓋了我的生活。

　　事實證明，走一條有心的道路，是我的宿命。只要走在有心的道路上，我的寫作和人生，就無法徹底分開。

　　在《生死十日談》(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里，我觸及了鄉村人群由貧窮、疾病而來的災難，觸及了他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困惑、迷惘和自我救贖。然而，寫完這本書，我發現這是一次有關我個人的心靈救贖。當一個男人站在你面前詰問蒼天：老天你在哪里，你的眼睛看到了嗎？我本是幫人家干活拆房，為什么要讓一塊石頭砸斷我的脊梁？我斷了脊梁再也不能養家，為什么還要讓我老婆突然離去？你讓我的老婆離開我，為什么還要讓我15歲的女兒也撒手人世……在感到徹骨的悲涼和無助的同時，你不得不跟他一起尋找活下去的理由。我想說，我要表達的絕不僅僅是他們，我要表達的是所有人的困惑，是所有人的自我救贖。

　　有心的道路，拒絕膚淺的歌頌，這并不是說你不喜歡陽光下的清明和歡笑，而是在那一絲陰霾游動在頭上的時候，在那歡笑突然停歇的時候，你知道那里發生了什么，你知道生命在那一時刻的戰栗和憂傷。所謂“溫暖敘事，盛贊生活的美好”，確實是慰藉心靈的方式，可是這溫暖絕不是逃避痛苦和苦難，掩埋罪惡和欲望。把燭光投在陽光正面，不是溫暖，在文學里，最溫暖的燭光應該燭照陽光背面、陰影和黑暗，因為那里的冰川絕不會因你的冷漠而融化，也絕不會因你的無視而消失。在這場深入災難現場的調查中，我看到那些密封傷口疼痛的受難者多么渴望被捅破，被打開，被理解，這在給了我外科醫生一樣的勇氣的同時，讓我更進一步堅定了這樣的信念：為人生，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逃避煩惱，簡單地活著，而為文學，絕不可以！在文學里，簡單就意味著粗暴。

　　在《生死十日談》里，我運用訪談這條線索，打造了一個非虛構的物質外殼，為的是讓讀者更貼近一種感受。這是我的故意，實際上這里許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虛構的，是把看到的和聽到的進行整合，對人物進行塑造，通過建立一個現實世界，將讀者帶到另一個世界——我要表達的小說世界。因為只有小說這種形式才能承載在我看來更為深廣的藝術內涵。訪談確實曾讓我親歷了一個個現場，包括錄像帶中的現場，但原始的講述有閃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講述者只能提供一個側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學的訪談問卷有它自成一體的套路，很難打開故事的脈絡，但正是這一點，為我的后期創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我對人生、人性的看法，對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的呈現，應該說，是這些豐富而雜亂的非虛構材料，讓我有了一次猶如在秋天的曠野中奔跑的傾情想象和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