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語的三種面目或一分為三的詞語

　　為了總結新世紀十年的新詩狀況，展示優秀詩人的創作成果，《詩刊》、《詩探索》、《揚子江》 詩刊、《作家》、《花城》、《詩選刊》、《文學報》六刊一報共同商議，在2013年度聯手推出36位新世紀以來一直活躍在詩壇的優秀詩人的作品、創作簡況和相關評介，希望借此推動對這一時期中國詩歌狀態的關注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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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十分優秀的詩人，呂約對詞語在詩歌寫作中的重要性心知肚明：“詩人踩在兩個世界的國境線上/同時發射出三種詞語/進入三個軌道/一個在半空中懸浮，與地面世界平行/一個在高空飛行，不斷沖破萬有引力/還要留下一個緊貼地面，被重力吸引，與死亡結伴。”(呂約：《詩人同時發射出三種詞語》)呂約的意思大概是，鑒于當下中國現實生活的復雜性，詩歌中的詞語應該一分為三，或者，至少得擁有三種面目：詞語必須在其內部進行自我協商，但首先是在詩人的心性中發酵、醞釀，直到充滿爆發力。是詩人對稱于時代與生活的心性，為詞語內部的自我協商，提供了新鮮的起跳點。

　　和舊體詩寫作中詞語承擔的任務大不相同，現代漢語詩歌中的詞語更具有命懸一線的特性：它被詩人馴服、吁請和撫摸，卻被迫承擔著凸顯更為晦澀、更為復雜難纏之現實的重任。在大體上一成不變的“甲子”中國或“天下”中國，舊體詩漫長、燦爛的傳統，支持詞語和現實之間具有一種一一映射的關系；現代漢語詩歌卻必須建立在否定一一映射的基礎之上。比本雅明描述的巴黎拱廊街的命運更為險峻，現代性帶來的快疾，總是傾向于將昨天定義為古代，將明天定義為未來，僅僅將今天定義為現代；而昨天性的“古代”經驗，必定不能被今天性的“現代”所認可。關于速度和快疾，路也寫道：“大宇客車如飛，油箱里盛的似乎不是汽油，是酒精/行李箱里有一本《宋詞選》/連‘聲聲慢’都具有了125公里的時速/……車身顛了一下，越過了地圖上的分界/從夫差的領地進入了勾踐的家。”(路也：《滬杭道上》)在這種隨時處于古代和現代的“分界”線上，在推崇裸體的現代性中，詞語必須自我繁殖、增生，必須不斷更改自己的語義——它不能讓自己停留在昨天——以求對稱于不斷到來的今天性的“現代”經驗。現代漢語詩歌不支持類型化的詞匯，它不允許月亮代表團圓，菊花代表隱士和他高潔的品德，也不允許魚僅僅表征生殖或情愛。詞語的類型化，只能屬于“甲子”中國或“天下”中國。在當下，詞語和詩人彼此對望，其情形，類似于《突厥語大辭典》中的一句話：“你看著我，就是治療我。”

　　現代性的快疾特性樂于掃蕩記憶，“健”與“忘”的古怪搭配，道破了其中的一切秘密。不用說，現代性是記憶的天敵，但它更傾向于將中國定義或搞成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國家。這在呂約寫于2004年的 《法律的羊毛披肩》一詩中，有非常好的展現：“這頭羊被判處死罪/因為它用烤羊肉/喂了一名逃亡到我村的/殺人犯/為了維護法律的尊嚴/讓我們首先殺死殺人犯/從他肚子里掏出羊肉/然后請來爪哇國的煉金術士/……從發臭的羊肉里提煉出/最純正的犯罪基因/然后/來自密西西比河的克隆大師/……　終于克隆出/這頭羊/……讓我們將這頭罪犯/立即押赴刑場！”“這頭”與“罪犯”的語言性聯姻，在一個看似輕描淡寫的瞬間，改變了這兩個詞語的本來含義。在神圣的穆斯林世界，宰殺牛羊，必須得有阿訇念經超度。而在中國的遠古時期，“這頭”(牛或羊)是獻給祖先或神靈的犧牲，它是從同類中被挑選出來的優秀個體，具有不可企及的神圣性；“這頭”倒下的地方，正好是“這頭”的福地：“這頭”不可能是“罪犯”。任何動物都不可能成為罪犯。但現代中國改變了“天下”中國的信條或經驗。這種類似于卡夫卡的語言搭配和場景設置——尤 其 是 場 景 設置——揭示了當下現實深入骨髓的荒誕：只有魔幻，才是真正的現實。而在盧衛平眼中，在高樓上擦玻璃的清潔工，遠遠看上去，“比一只蜘蛛小/比一只蚊子大。”但詩人和詩歌的任務不在這里。他(或它)必須要揭示出暗含其間的荒謬性：“最底層的生活/怎么要到那么高的地方/才能掙回？”(盧衛平：《玻璃清潔工》)作為詞語，“高”曾經是神圣的，它總是與天、乾、陽等高貴的屬性聯系在一起；　但現在，“高”被迫改變了自己的語義和身位：它是定義最底層者的一個詞語物件，它是屬于最底層者的詞匯。在這里，“高”的本質就是“低”；“高”和“低”對調了語義和身位：高高在上者站在低下的地面，卑賤者則處于危險的高空。呂約是正確的，一分為三的詞語的重點，還是留在地面的那個部分：“留在地面的詞語/不時與地面發生沖突/沖突最激烈的時候，它們以絕望做燃料/突然騰空而起，撞向地面，砸出一個大坑/它們的尸體/讓詞語的死亡之谷/又增加了一毫米/那些在高空飛行的/帶著同伴的靈魂繼續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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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在人類文學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世紀的作家、詩人像二十世紀的作家、詩人們那樣悲觀與絕望。二十世紀作家、詩人的自殺現象，應該成為文學人類學的重要課題；而憂郁癥作為一種世紀病，至今無法在文學中得到痊愈。對付荒誕的現實，詩人們僅僅是將之揭示出來就算完成任務了么？詞語必須要一分為三的“三”，更應該理解為“三生萬物”的“三”。魔幻現實主義的中國急需要具有生育能力的“三”，更需要“三”的生育能力。但這必然是以痛苦、悲觀做底色的歡樂或樂觀。李小洛以低婉而憂傷的語氣，道出了其中的實質：“我們依然還在：遠久時代里的油燈/紙張、格言和真理。”(李小洛：《我們》)對此，朵漁或許稱得上更有同感。在引用過托爾斯泰日記中的句子“手心冰涼。真想哭，真想愛”之后，他的詩句來得格外堅定：“我們依然沒有絕望/盲人將盲杖賜予路人/最寒冷的茅舍里也有暖人心的宴席。”(朵漁：《夜行》)朵漁因此更加相信：“什么樣的悲傷會聚集成力/取決于你的愛。”(朵漁：《聚集》)。小海則這樣寫道：“如果不是來自空靈的塵土/就是來自敬禮和愛。”(小海：《追問》)是的，取決于愛，取決于內心深處服膺的倫理和道德。一分為三的詞語或詞語的三種面孔樂于在悲涼與蒼涼中，為詩歌書寫愛意提供持續不斷的動力，這需要堅強和韌性。而在愛情杯水主義的時代，在昨天僅僅是古代的歲月，愛還存在么？李小洛傾向于給出肯定、但又是小心翼翼的答案：“此刻，我有瞬間的恍惚，發愣/看燈，看人，看著離別的窗外/想起生命，光陰，未來/……想起那些比我們更加孤獨的人/秋天，大地。水塘，蘆葦/我，隱隱約約的愛”(李小洛：《但是，該告別了》)李小洛用近乎哀婉的語調，提示了愛還“隱隱約約”存在；榮榮則訴諸一種堅定的心性。面對即將干涸的白洋淀，榮榮寫道：“她還要堅持將有限的水盡可能的鋪展/堅持浩蕩 堅持沁心入肺的濕潤/讓回鄉的人老淚縱橫/……她要堅持一份長久的理想/我說的也是一個堅韌男子的品格/我說的也是一個樸素母親的情懷。”(榮榮：《白洋淀》)對山水的仁慈，說到底，就是對人的仁慈；對山水的善意，就是對人的善意。這需要格外堅強的心性。新世紀的中國詩人終于參透了祖傳的法寶，激發了詞語內部暗含的德性：它有孕育柔情和愛意的能力。

　　或許，路也對愛的回答，才更傾向于肯定。寫于不同年份的《我想去看你》、《木梳》、《你在病中》、《在臨安》、《山坳》等詩作，更應該被看成愛的組詩。不必討論組詩中那個“你”是否真有其人，不必討論組詩近乎完美的表達，重要的是那種感人肺腑的情愫，在溫馨中對愛的流連忘返。氤氳、濕潤、柔美的氣息，吐氣若蘭的氛圍，激發了讀者對愛的記憶；讓生活于灰燼之中的讀者一下子心腸變軟，沉浸于對愛的緬懷與追憶。至少，它提醒讀者，在內心深處的某個角落，愛還躺在那里，它還沒有被完全凍僵。路也的愛的組詩是對愛的重訪，是對愛的采訪手記，顯得特別珍貴。在當下中國，每個人從童年開始生長，都有一個由熱心腸變冷心腸、由柔軟變堅硬的過程。但對某些人來說，通過學習，通過修煉，通過覺悟，還有另一個相逆的生長過程：由堅硬變柔軟，由冷心腸變熱心腸。對于這種人，他或她的生命過程構成了一個圓，甚至構成了擁有兩個焦點的橢圓，美麗無比。路也就是這樣的人。生活與時光教育了她。在這組詩中，她幾乎完全拋棄了從前詩歌中的戾氣和自戀。詞語必須擁有這樣的生育能力。它繁殖，它生育，是為了美好，為了愛與幸福，而不是悲哀和仇恨。路也喜歡的安徒生有一句名言：要為幸福而想象，永遠不要為悲哀而歌。路也懂得這句話的分量，懂得忍住將落未落的淚水歌頌愛。正如朵漁堅定地說，堅定來源于“愛情”同“災難”的聯姻：“只有偉大的愛情/才會愛上災難。”(朵漁：《最后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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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不只在一個維度上擁有繁殖能力。潘維給“三”定下了另一個走向：頹廢。頹廢在潘維那里，具有意味深長的含義：“歲月，熱鬧而懷孕著，/敲門聲有著姓名，/連枝條上的脆弱也呼吸善良。”(潘維：《梅花開了》)所謂頹廢，就是骨子里的慵懶。但它空其腹心，僅僅是為了承載善和柔軟：“愛情是別人的今生今世，/即便我提前到達，也晚了；/即便玉環戴上無名指，/恨，也不關國家的事。”(潘維：《短恨歌》)頹廢意味著放棄一切世俗的功名與利祿，只寄身于時代的邊緣，愛上自己的貧窮、疾病、衰老、小性子，甚至壞運氣。頹廢就是蔑視一切不公，蔑視一切不義，僅僅是一個斜視的眼神。頹廢到骨子里的潘維深入了頹廢自身的虎穴：“白墻上壁虎斑駁的時光，/軍機處談戀愛的時光，/在這種時光里，/睡眠比蠶蛹還多，/小家碧玉比進步的辛亥革命，/更能革掉歲月的命。”(潘維：《同里時光》)是啊，激動人心的革命跟我們有什么關系呢？讓他們去熱鬧吧，我們只固守于自己的糜爛與腐朽，在一個靜悄悄的角落，在一個無人關心的庭院。

　　“三”的生育繁殖不僅體現于愛、頹廢和置身事外，更意味著悲憫。悲憫就是軟到極致的心性，就是將人生弄成具有兩個焦點的橢圓。盧衛平一系列描寫底層生活的詩作令人刮目相看：《老鼠家史》、《在水果街碰見一群蘋果》、《修墳》、《分離》、《玻璃清潔工》、《說謊》、《父親的火車》等，為詩歌能夠具有何種道德力量，給出了明確的答案。中國古典詩歌在本質上跟善、德性靠得更近；所謂古典詩歌之美，最終，必然來自圓滿的善意和德性，杜甫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將這條定律發揮到了極致。但這一特性被現代漢語詩歌遺忘得太久了。盧衛平的詩作，可以被看作接續了這個偉大的傳統：“現在，鄉親們走了/也許永遠不再回來/我們誰是骨頭，誰是肉/我們在歲月的噬咬下/骨肉分離后，有誰能留下來/聽聽我的骨頭用方言搭幾句家常。”(盧衛平：《分離》)“骨頭”和“方言”，或者，有一個鄉下出處的“骨頭”和蟄居鄉下的“方言”，該怎樣在城市里扎根呢？“骨頭”和“方言”的詞語婚配，以詩人的悲憫之心，為詞語賦予了再生的能力。而在小海的詩中，甚至連城市里的泥土也值得施以悲憫之目：“市政公司在改建大街/馬路上翻挖出喘氣的黃土/這些地下熟睡的好泥巴/散發曖昧的潮濕氣息/粗暴地堆棄在人行道兩旁/……黃泥巴的車轍印讓人又心疼又親切/那是夜里偷著進城的卡車留下的/先前那些泥巴的表親/它們無辜地躺在嶄新的馬路當中……”(小海：《地下的泥巴之歌》)瞧瞧，現代性在怎樣對待我們必須依賴的泥巴？和盧衛平的“高”、“低”對換身位不同，在小海那里，“低”回到了自己的本位。現代性意味著對物的粗暴：沒有一種物可以逃過它的手掌，除非它對人沒有用處。面對一匹衰老的馬，澳門詩人姚風如此寫道：“我坐在縣城嘈雜的小酒館/看著你使盡力氣低下頭/把大車拉上了斜坡/卻不懂用你的語言喊一聲：/老馬，進來喝一杯吧！”(姚風：《老馬》)現代性支持硬心腸，詩歌卻鼓勵萬物和平相處，倡導心肺走向水的特性，柔軟、光滑，讓心臟落淚。呂約說得好：“他們閉上眼睛，語言就流了出來/他們將手放在胸前，語言就流了出來/他們用夢中發明的語言祈禱，也許是在為我的無知祈禱/而我還在等待我的詞出生”(呂約：《成為野蠻人》)

　　現代漢語詩歌要完成上述一切，必須要“等待我的詞出生”，而等待出生的詞依然需要心性的轉換。羅蘭·巴爾特說，風格是心境的蛻變。但他忘了說：向何處蛻變。等待出生的詞必須仰仗相逆的人生過程，向具有兩個焦點的橢圓蛻變。這是新世紀漢語詩歌的重要任務——如果不說首要任務的話。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作者簡介及新世紀十年創作簡介

　　姚風，1958年生于北京，曾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外交部任職，后移居澳門，曾任澳門大學葡文系副教授、代系主任，現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文化局副局長。在中、葡文學術雜志發表論文數十篇，出版中、葡文詩集7部、翻譯著作10余部。為《當代國際詩壇》 編委、《中西詩歌》 主編。曾先后應邀參加在巴西、墨西哥、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我國內地和香港多個城市舉辦的詩歌節及詩歌朗誦活動。曾策劃“澳門第一屆中國與葡語國家詩人對話”等活動。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行走與停留》(組詩)、《在我愛的地方》(組詩)、《絕句》(長詩)

　　榮榮，女，原名褚佩榮，1964年2月15日出生于寧波，1984年畢業于浙師大化學系，先后做過教師，公務員，現為文學港雜志社主編，寧波市作家協會主席。出版過多部詩集及散文隨筆集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參加過詩刊社第十屆青春詩會，曾獲首屆徐志摩詩歌節青年詩人獎、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稱號，第五屆華人青年詩人獎，詩集 《像我的親人》 獲第二屆中國女性文學獎，2008年 《詩刊》 年度詩人獎，2010-2011年《詩歌月刊》年度實力詩人獎，詩集《看見》獲全國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曾任第五屆全國魯迅文學獎詩歌組總評委。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秋來書更疏》(組詩)、《李商隱》(組詩)、《零碎》(組詩)、《地方新聞》(組詩)

　　潘維，1964年5月出生于浙江安吉縣孝豐鎮。現居杭州，為浙江省文學院特約研究員。國家二級作家。浙江省作家協會詩歌創作委員會副主任。《當代詩壇》編委。三月三詩會組委會成員。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錦書》(組詩)

　　路也，原名路冬梅，女，畢業于山東大學，現任教于濟南大學文學院。著有詩集4部、散文隨筆集1部、中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6部。曾獲《作品》小說獎和散文獎、齊魯文學獎、泰山文藝獎、《詩刊》 第三屆華文青年詩人獎、《詩刊》 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獎、《星星》年度詩人獎、人民文學獎。參加過第19屆青春詩會。曾為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美國KHN藝術中心入駐詩人。部分作品被譯為英語、日語、韓語、冰島語。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城南記》(組詩)、《江心洲》(組詩)、《美利堅》(組詩)、《一九八七》(長詩)、《灰樓紀事》(長詩)、《歐式火車站》(長詩)、《白洋淀》(長詩)、《心臟內科》(長詩)、《文學院》(長詩)、《木瀆鎮》(長詩)

　　朵漁，1973年出生于山東單縣。1994年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現居天津，獨立寫作。著有詩集兩部，評論集和文史隨筆集多部。曾獲得華語傳媒文學大獎年度詩人獎、柔剛詩歌獎等多項詩歌獎。曾主編民刊 《詩歌現場》。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虛構系列》(組詩)、《冬天來了》(組詩)、《民國》(組詩)、《小敘事詩》(組詩)

　　李小洛，20世紀70年代初生于陜西安康。2004年開始發表詩歌作品，曾參加第22屆青春詩會、第六次全國青創會、就讀第7屆魯迅文學院高研班。獲第三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獎提名、第四屆華文青年詩人獎、郭沫若詩歌獎、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首都師范大學2006年度駐校詩人。中國作協會員，陜西省文學院簽約作家。出版有個人詩集《偏愛》等。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孤獨書》(組詩)、《一只烏鴉在窗戶上敲》(組詩)、《一個有缺點的人》(組詩)、《病歷書》(長詩)、《在北京》(組詩)、《偏愛》(組詩)、《所以》(組詩)、《沉默者》(組詩)、《凌晨四點的北極光》(組詩)

　　小海，1965年4月生于江蘇省海安縣。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現居蘇州。1980年開始發表詩歌。詩入選過《新詩潮詩集》(老木編，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1984年)等百多種選集，并被譯成英、法、日、西班牙、羅馬尼亞等文字。有詩集 《必須彎腰拔草到午后》、《村莊與田園》、《北凌河》、《大秦帝國》，詩人合集 《1999九人詩選》、《夜航船》，組詩“村莊與田園”進入 《北京文學》“正豪杯”1998年下半年中國當代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詩歌獲得過 《作家》、《青春》 等雜志設立的文學獎；主編《他們十年詩歌選》(漓江出版社，1998年)。《他們》創始人及代表詩人之一。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村莊與田園》(組詩)、《北凌河》(組詩)、《心靈的尺度》(組詩)、《理想之國》(組詩)、《天上》(組詩)、《小粉刺之歌》(組詩)、《大秦帝國》(詩劇)、《大秦帝國(人物志)》(組詩)、《影子之歌》(長詩)、《給涂畫》(組詩)

　　呂約，女，1972年生于湖北，畢業于華東師大中文系，現居北京。90年代開始詩歌寫作，作品發表于《他們》、《今天》、臺灣《現代詩》、《山花》、《漢詩》等刊物，入選美國 Poetry　International (《國際詩刊》)2012年中國詩人專輯、《21世紀中國新文學大系》詩歌卷等。著有詩集《破壞儀式的女人》、評論集《戴面膜的女幽靈》等。2012年獲首屆駱一禾詩歌獎。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坐著》(長詩)、《致一個企圖破壞儀式的女人》(長詩)、《炸彈漫游》(長詩)、《熱帶海島》(組詩)

　　盧衛平，男，1965年9月1日生于湖北紅安，獲中國第三屆華文青年詩歌獎、2008《詩刊》年度優秀詩人獎、2007中國《星星》年度詩人獎、第四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詩人提名獎、《北京文學》獎、首屆蘇曼殊詩歌獎等多項獎。詩作入選120余種詩歌選本。出版 《異鄉的老鼠》、《向下生長的枝條》、《塵世生活》、《各就各位》等詩集。有詩歌翻譯成英語、葡萄牙語、瑞典語等。《中西詩歌》 執行副主編。現居珠海。新世紀以來創作的重要組詩和長詩：《蒙娜麗莎瓷磚》(組詩)、《我看到猴子的眼睛紅著》(組詩)、《向下生長的枝條》、《塵世生活》(組詩)、《黃昏的挖掘機》(組詩)、《座位表》(長詩)、《在雨中送母親上山》(長詩)、《九月敘事曲》(長詩)、《尋找那只鳥》(組詩)、《青海湖》(長詩)、《滄桑及其他》(組詩)、《樹枝和舊事》(組詩)、《下午四點》(組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