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改文風

關于改文風

　　編者按：文風是黨風的體現，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事業成敗。改文風就是要說真話、寫實情，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杜絕脫離實際、內容空洞的文章和“應景”文章。要善于運用鮮活的語言說明事物、表達觀點，善于捕捉富有個性、特色鮮明的話語，簡潔平實、通俗明白，準確鮮明表達核心觀點，避免機械呆板、不知所云、大而無當。要著力提高針對性、實效性、親和力、感染力，提倡短、實、新，反對假、長、空。為此我們約請了三位作者，就此發表見解。

　　文風不改 讀者不讀

　　鄧偉志

　　如今社會上“厭讀”的情緒嚴重。出版物接起來可以繞地球好幾圈，可惜讀者寥寥。由于不讀書，導致一些人走上邪路。很多作者為之焦急，不時地流露出一些怨氣。讀者厭讀固然有讀者自身的問題。我們作者是不是也該反躬自問：為什么讀者不愛讀？是讀者不贊成作者的觀點嗎？未必！既然贊成作者的觀點就該同聲相應，可讀者為什么不來“應”呢？這就告訴我們：作者有個文風問題。再想一想：為什么別人的文章讀者手不釋卷，奔走相告，而我們的文章讀者卻不屑一顧呢？這只能說明我們的文風確有問題。

　　問題之一是套話連篇。“不聽陳言”(宋·楊萬里)是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人無不有“求新”心理，無不有審美疲勞，再美，即使是蒙娜麗莎也不宜成天看。文章也一樣，說來說去就是那幾句老掉牙的老話，誰愛聽呢？張三頌揚張領導是“高屋建瓴、高瞻遠矚、高風亮節”，王五頌揚王領導也是“高屋建瓴、高瞻遠矚、高風亮節”，至多是前后換換位置，實在是令人發膩！十多年前，北京有位頗有成就的教授申報院士，只因他用了別人二三十個字，沒打引號，沒注出處，被視為抄襲，沒能評上。假如按這個標尺衡量，如今報刊上有多少文章是大量襲用他人的文字，該算什么呢？ “空談誤國”，套話誤時、誤事、又誤人……

　　問題之二是面孔鐵板。套話本來就夠板的了，有些不是從頭到尾皆套話的文章，難得出現的那幾句作者自己的話語總該生動活潑些吧！沒有。那幾句也是鐵青鐵青的。一味地“正面、正面”，那只能是褒義詞的堆砌。殊不知事物有正面必有反面，總是沿著“肯定否定律”波浪式運動的。只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去寫，一定是波瀾起伏、扣人心弦的。 《文史通義》上說：“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 ”至文，是要融入感情的。感情進入文章，喜怒哀樂愛惡欲都出來了，幽默風趣也會蹦出來，就不可能一味地板面孔了。有人說，論文不可以有嘆號。這是不對的。不要只知道理性高于感性，還要懂得理性認識是從感性認識上升起來的，更不能忘記人是感情充沛的動物，文人在寫文章時不能不流露感情。冷漠的、平面的羅列遠沒有“橫看成嶺側成峰”的立體感，絕對引發不出讀者的讀興。無病呻吟，誰愿意聽“呻吟圓舞曲”呢？我們也不能無緣無故地魾枉作者。作者肯定是希望與讀者共享共賞的。然而，鐵板、鐵青的東西不僅不宜“共享共賞”，簡直是拖著讀者“共患難”。

　　問題之三是拖宕冗長。套話、空話、大話是冗長的三大支柱。現在，由于造紙工業的發達，“洛陽紙‘不’貴”了，因此，報刊越來越厚，文章越拉越長，似乎不長不足以顯示出高水平。實際上，文章從來都是從創新點看水平，而不是以長短論高低。尤其是在所謂“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文章變短是大趨勢。微博、微評、微型小說的出現就是極好的例證。 “微言”中是可以有“大義”的。人都那么忙，哪有時間看長文章！讀者是長文章看標題，短文章看全文。以至于“長文章變成短文章，短文章變成長文章”。 “洛陽紙不貴”說不定還同不少文章像“王大嫂的裹腳——又臭又長”，使得發行量降低有直接關系。短，不等于碎片化。就算是碎片，也能做到把碎片串成系列化。瑞典頒發諾貝爾獎金處的精美壁畫不就是用無數碎片拼成的嗎？其中有一幅壁畫還因為碎片太少，留下瑕疵，釀成憾事。好文章往往是“增之一分則嫌長，減之一分則嫌短”。王勃的《滕王閣序》并不長，可那是無可挑剔的佳作。好不容易有人對“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的名句提出質疑：“何用 ‘與’、‘共’二字？ ”可接著又有人對挑剔進行挑剔，說：“用了‘與’、‘共’有何妨？”遣詞用字的成本也必須節省到一磚一瓦的地步才好。

　　文風欠佳有內因，同時還要從文章之外找找原因。說一千，道一萬，導致文風不正的主要原因是作者沒有為讀者著想，缺乏群眾觀點。提筆的時候，或者面對鍵盤的時候，首先要想一想是寫給誰看的。寫民眾之所想，文章才有感染力、影響力、生命力。民眾那里有大智慧，讀者那里有生動的語言。不能籠統地說我們作者毫無高明之處。“人皆可以成堯舜。”作者是人，還是蠻有高水平的人，豈能不高明！問題是：教育者要先受教育。個人的才智無論如何趕不上集群效應。中央在關于改進工作作風的“八條”里第一條就講“向群眾學習，向基層學習”，這既有助于作風建設，也有助于文風的改進。心里有群眾，文章才容易做到真實、準確、鮮明、生動。

　　作風體現文風，文風體現作風，文風至少同領導講話的“話風”、開會的“會風”有聯系。恕我說兩句得罪領導的話：文人的文風不佳同領導的會風不靈有關。哪有開口“高度重視”，閉口“重要講話”的？請問：“高度”是怎么測量出來的？重是與輕比較而言的。哪有處處都是重量級的！輕量級不也照樣可以奪冠嗎？哪有只講“尊敬的”領導，不提“尊敬的”同志的？哪有都是“非常好”，沒有“正常好”的？

　　讀者在挑戰文風，文風在挑戰會風。愿我們的會風、文風與作風、政風齊飛！

　　一個需要說理的時代

　　沈敏特

　　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特別需要講道理、講清道理的時代。在今天，任何重大舉措，沒有共識，寸步難行。于是，講道理、講清道理，無比重要。“改文風”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講道理、講清道理的自覺。此時此刻，重溫馬克思關于“批判的武器”的論述，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意義重大是無疑的。

　　當今文化界的一個熱門話題是“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而我最關注的是社科論文的“改文風”。文如其人，每一篇論文都是此時此刻一個人(作者)的生命狀態的展示，人的觀念改變了，文風就能夠改變；而人不真變，文風也是改不了的。

　　我特別要提到的是一種霸氣十足的文風。那么，這種文風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呢？

　　這些特點首先表現在它們的一些慣常用語和句式當中。比如“必須……”，必須怎樣怎樣。我并不反對這些“必須”的原則和結論，但是如果它們不是文件指令，不是社論宣示，而是欲以理論探討的方式，向讀者說明道理、意在令讀者信服的文章，那么在這些“必須”前面，就必須多予事實，多予闡釋，說清一個“為什么”的道理，然后才能令讀者心悅誠服。就如我們必須堅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等等，這當然都是正確的甚至是“剛性”的；但是當我們現在仍然需要以論證闡釋的方式，來對此進行論述，那么就說明一些人對此還有疑惑和不解；而恰恰是在這種“理論是必須的”情況下，我們更需要以回答為什么的問題，來解疑釋惑，以理服人——如果我們堅持了這樣的原則，我們就會取得怎樣的成果，而我們不能堅持或如“文革”時期未曾堅持，我們就會遭遇怎樣的損失和挫折，如此等等，說理充分了，才能讓讀者心悅誠服；而如果僅僅只是靠口號宣示，一派以勢壓人的訓令，其效果怕是會適得其反。

　　又比如某些文章的一種論述方式，即以“惟有……才能……”的句式來肯定自己的論點。然而，“惟有……才能……”的邏輯關系中，往往缺少不了一個中介，那還是一個 “為什么”。沒有“為什么”的充分論據和論述，就顯得像是霸氣十足的宣判，而不是平等探討、說清道理的現代論述方式。

　　我在中學讀書的時候，老師就告訴我，論說文有四個要素：論題、論點、論述、論據。實際上，這也是文章的天下通理。一些霸氣文風的另一個特點就是：論題宏大，涉及不容忽視的問題；論點絕決，有一種不容懷疑的威懾；可惜疏于論述，缺乏細致的分析，更無令人信服的論據，不提供甚至是有意掩蓋與論題相關的事實與真相。其風格類似于天條法令，自己無須存在、也不容別人存有一個“為什么”的問題，擺出的是一副虛張和驕矜的架勢。可是即如法院的判詞也還有附件，提供充足的證據和法律條款，以支撐判詞。

　　一篇社會科學的論文，不僅要讓讀者“知其然”，更要讓讀者獲得“所以然”的論述與論證。即如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特別需要從理論到實踐，弄清道理，說清道理，從而形成全民的共識。我們要強調社會主義民主的優越性，批判資本主義的“金錢政治”，就需要從歷史和現實中引出經驗教訓，進行有理有據的比較分析，譬如在性質和程度上，我們的社會制度與資本主義的金錢政治有什么根本的區別；在產生的根源上有什么根本區別，與制度的聯系上有什么根本區別；社會主義民主如何能夠發揮制度優越性有效地遏制和杜絕權錢交易、權錢合流的產生與泛濫；而資本主義恰恰無法予以遏制和杜絕。如果類似的文章失去論據，也無從論述，論點盡管口氣堅決，也只能是無根無絆、失去效用的空頭講章。

　　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一個特別需要講道理、講清道理的時代。沒有以理服人的態度和論述，人們憑什么來接受你的結論；甚至我不反對你的結論，但是我要求、迫切地要求，請說清這些結論的來龍去脈。其實哪怕論點相左，只要你的論題重要，論據扎實，論述充分，我們都會認真閱讀，以至心悅誠服地接受，并用來修改自己既定的想法。

　　改革開放是我們社會的主潮；改革開放獲得了初步的成就，進入了一個需要勇氣和智慧的“深水區”。此時此刻最需要的什么？有人說，需要加強領導。這沒錯！但加強領導的關鍵目標是什么？是創造一個大多數人的共識——為什么必須深化改革？深化改革要改什么？深化改革的路線圖是什么？深化改革的愿景是什么？與此相關有多少問題需要取得共識，可以說，在今天，任何重大舉措，沒有共識，寸步難行。于是，講道理、講清道理，無比重要。于是，為什么要講道理、講清道理的道理，也必須講清。千萬不能迷信于自己身居顯要，就口氣威懾。 21世紀要靠威懾的方式來讓人誠服，我不敢說沒有效果，但難乎其難了。

　　其實，馬克思首先講清了這個關于講道理的道理。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推出了兩個相對的手段：“武器的批判”與“批判的武器”。前者是指物質化的對立面，只能用物質化的手段來予以解決，如用戰爭、暴力、槍炮和相關的強制，對付戰爭、暴力、槍炮以及各種強制。后者是指精神化的對立面，只能用精神化的手段來予以解決，即用說理去對付錯誤的言論、觀念、思想。圍繞這兩種手段，馬克思說清了幾個道理：

　　一是物質與精神這兩種手段不能互相替代。馬克思明確地指出，“當然不能替代”。

　　二是物質與精神這兩種手段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即“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三是轉化的條件是發揮理論的“說服”功能；即“理論只要說服人，也能掌握群眾”。

　　四是理論的“說服”功能依賴于理論的“徹底性”，即“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五是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通俗的解讀：擺事實講道理，抵達事物的本質。

　　關于講道理的道理，即講道理的重要和必要，馬克思說得非常透徹。可惜的是，很多聲稱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對馬克思采取了“各取所需”的態度；在行動中，實踐中， “武器的批判”經常替代了“批判的武器”。譬如，用強制以至于暴力的手段應對異己的觀念、理論、言說；表現在文風中就是霸氣十足，蠻不講理；不論述，無論據，依靠聲高嗓門大，營造威懾，恰如民間說法：嘴大就是理大。

　　仔細想想，六十年來，我們有過的挫折和不幸都曾在相應的文風中體現出來。在這最需要講道理的時代，“改文風”的第一要求就是撰文者要有講道理、講清道理的自覺。此時此刻，重溫馬克思關于“批判的武器”的論述，總結以往的經驗和教訓，意義重大是無疑的。

　　短文例談

　　沈揚

　　筆者曾經旅居多年的八閩之地，近來人們在議論改進文風會風的時候，常常說到兩篇短文，一篇是馬尾船政學堂招生規章，題為《求是堂藝局章程》，全文218字；另一篇是福建日報的一篇社論，全文163字。

　　現如今各類學校的招生章程，我們是見多了，即便叫做“簡章”，也不會短到哪里去，218個字，大概僅辦學宗旨、任務這一項便全用去了。馬尾船政是建立于1866年的我國第一所海軍學校，其招生章程真正做到了簡明扼要，全文7條，把學制、考試、待遇、假期、賞罰、監督、學成之后的去向等項都說清楚了。雖是清末的事情，但行文通俗平白，一看就懂。

　　至于那篇超短社論，題目是《有些案件為什么長期處理不下去？ 》，發表在1982年2月7日的《福建日報》上，見報之后產生的強烈社會反響中，除了因其內容切中重大時弊，還對文稿起草者用最少的文字表達了重要內容的文風革新予以肯定和贊賞，被稱為“史上最短社論”，記入了新聞史集。這篇社論稿由時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的項南親自書寫。——筆者當時在福建日報總編室工作，對此文發稿情況有具體的了解。記得總編、副總編拿到這篇文稿后都很振奮，在與項書記溝通中特地安排兩篇有關重點案件的新聞稿與社論同時發表在第一版。當時福建的情況是按中央要求開展的查辦經濟案件的工作遇到了重重阻力，不少案件在不同層面上“卡殼”辦不下去。問題的癥結在哪里？項南書記用犀利的筆觸指出三條：“一是(領導)自己屁股上有屎；二是派性作怪；三是軟弱無能。 ”真正是一針見血，振聾發聵。當矛盾被嚴密蓋著的時候，輿論先行推動揭蓋子是當務之急，而揭露矛盾的支點又必須找得準。應當說彼時彼地的特定情況，寫一篇時論，是可以用大篇幅的，但項書記選擇了用短文“四兩撥千斤”，直捅相關人物的要害。這組報道發表后，引起連鎖反應，有力地推動了案件的查辦工作……

　　不論是《求是堂藝局章程》還是《有些案件為什么長期處理不下去》，倘用類型文章的尺度做全面衡量，也是未必完美無缺點的，但從簡文要義的角度，在用最精短的文字表達文章主旨這一點上，確實起到了革新文風的好作用，很值得稱道，其傳播過程中所獲得的功效，就是最好的說明。

　　關于文章的長和短，都是有一定的內在規律在里頭的。我們并不一概地反對長文章，總是該長則長，該短則短。“……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莊子》)。現實存在的情況是，我們的一些弄文者就是常常喜歡做接續野鴨子短腿那樣的愚蠢事。有些人對文章“內容為王”作片面的理解，以為“豬肚”里的東西越多越好，就不愿在角度選擇、材料取舍上花更多的功夫。當然從根子上說，文風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它與黨風社會風氣有著密切的關系。那些對“上情”、“下情”皆心里沒數的官員，又要發言，那么不說四平八穩的套話空話就怪了。寫文章的坐在書齋里，眼中無“物”，心中少“譜”，也就難免要走長、空、假的歪路子。

　　改進文風會風，是改善黨風社風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此時際，讀一讀議一議上述兩篇短文，對提倡和實踐短、實、新的好文風不無裨益。當年錢鐘書先生力倡寫精短文章，認為“重視廢話一噸，輕視微言一克”，是一種庸俗淺薄的看法。我想，這些都是對嗜長者的忠言良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