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石山:隨筆求筆調

    世上的事，入門容易的，深造就難；入門難的，深造就容易。若這真是個規律，那么，寫隨筆就是這樣的，入門容易深造難，或者說，會寫的多，寫得好的少。

    入門容易，是因為它這個名稱，就讓人放松了警惕。小說，作者不能說寫得小一點就行了；散文，更不能說寫得散一點就行了；詩歌，更不能說寫得詩一些就行了，說了跟沒說一樣。偏偏到了隨筆這兒，不管是老師，還是課外的導師，常常會很隨意地說一句，隨筆嘛，隨意一點就行了。好像這么隨意地一說，就是一篇隨筆似的。

    現代意義上隨筆的老祖宗在英國，看看蘭姆的《伊利亞隨筆》就知道，這樣的說法，是望文生義，幾乎可說根本不知隨筆為何物。蘭姆的隨筆，題材固然是無所不包，但其寫法，是何等的嚴謹，哪里有一點隨意的跡象。

    隨筆最為重要的，不是題材的“整”與“散”，也不是結構的“嚴”與“松”，而在其筆調上，筆調是隨筆的筆調，寫的就是隨筆，若不是隨筆的筆調，不管叫什么，都別叫隨筆。有時候，叫小說反而是一種遮掩。在所有的文學概念里，最難說清的，恰是這個筆調。我想到了兩個詞，若說清了，筆調這個概念也就說清了。

    一是調兒。老師起歌的時候，先唱一句，然后，不好意思地一笑，說起高了。再起，低了點，就能跟上唱了。這只是調兒的一種，還有一種調兒，是感情的調兒，歡快的還是憂傷的，一唱就要唱出這個調兒。名唱家所以可貴，就是他能唱出獨有的那個調兒。

    再一個是德行。不是給學生做操行評價里的德行，是北京人說到什么人的時候，很輕蔑地說一聲“德行”的那個德行。比如，街頭一個年輕人走過，有人嘆口氣，說一大堆，旁邊一位老者搭上腔，一開口便是：“說他做啥，就那德行！”說白了，就是一種不怎么良好的習慣，已然化為一種品質，做什么都帶著那個勁兒。

    看現代文學名家作品多的人，就會發現，凡是有大成就的人，都有自己的筆調，而表現他們筆調最明顯的作品，則是他們寫的那些隨筆。雜文具有許多隨筆的特質，魯迅的文學功底深厚，文字表達能力特強，晚年寫雜文甚多，顯現的筆調特征也最為明顯。只是他的政論色彩強了些，剛勁過之，柔和不足，可謂雜文的典范，卻不能說是隨筆的正路。郁達夫的隨筆，那真是意到筆到，揮灑自如。徐志摩的隨筆，每多上乘之作，這要得力于他的性情好、心態好，寫的時候，貫注著一種溫情，讀來自然通心底兒愉悅。若不懂筆調，或是不顧

筆調，只是蠻橫地寫下去，以為是隨意用筆寫的，自然不是好的隨筆，沒有不丟人現眼的。

    嚴格地說，一個作家，就是有了一貫的筆調，寫每篇隨筆時，也要有它的筆調，有它的德行。舉例來說，魯迅的《風箏》是哀傷的，胡適的《差不多先生傳》是婉諷的，龍應臺的《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是憤懣的……這些文章的筆調，都與作者所要敘述的事理，所要表達的意象和諧一致，同時，也顯現了作家獨特的筆調。

    那么，怎樣才能寫出自己的筆調呢？這個問題是最難回答的。答案只有一個，就是“敬慎”二字。這是看一篇談書法的文章悟出的。梁漱溟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書法家，別人向他討教寫字的經驗，他說，每執筆唯謹記“敬慎”二字。用在寫作上就是，每執筆，一定要記住認真二字，不敢存絲毫的輕慢之心。

    能不能再具體一點？仍舉個書法上的例子。啟功先生是一位大大有名的書法家，有人向他請教寫字的訣竅，他說：“行書宜當楷書寫，其位置聚散始不失度，楷書宜當行書寫，其點劃顧盼始不呆板。”行書是活潑的，楷書是規矩的，行書里摻雜了楷書的筆意，看起來既嫵媚又端莊，品格自然也就更高了。反之亦然。

    把這兩個書法家的話合起來，寫隨筆絕不能操隨意的心，反而應當更其敬慎；要有自己的筆調，但這一筆調的體現，不妨借用他種文學的筆法，作自由自在的表達，比如，以小說的筆法寫出行為對話的活潑風趣，以政論的筆法寫出見解的超凡脫俗。

    究竟該怎樣處置，空口說了不算，最重要的是，多多練習，多多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