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歆耕:作家的自省意識

　　當很多人在談當代文學所具有的高度時，幾乎都把批評的鋒芒指向作家缺少“思想力”。

　　但我也聽到另外一種說法，還是出自當紅作家之口，即“一個作家不需要思想……”，那么需要什么呢？只要有“感覺”就行了。他當然指的是“藝術(shù)感覺”了。這顯然是荒唐而可笑的。我寧可將此看作是一種戲言，而不是他真的這么認為。其實，從普泛意義上說，人之為人，就因人是有思想的動物，更何況是從事文學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作家？如果只有“感覺”，不會“思想”，那不就成了純粹的動物？——作家的“藝術(shù)感覺”之所以與動物的“感覺”有別，也就因為在“藝術(shù)感覺”的背后必然是有思想支撐的。

　　思想應該存在于每一位作家的大腦中。人們批評作家缺少“思想力”，是從更高的層面上來理解的。作家理應比普通人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更深刻的洞察力、更多的探尋疑難問題的智慧、更博大的對人類命運的悲憫情懷……

　　近讀一部介紹俄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專著《倒轉(zhuǎn)“紅輪”》，對作家的思想力問題又產(chǎn)生頗多感慨。縱觀索爾仁尼琴、果戈理、別林斯基、高爾基這些俄國偉大作家、批評家的一生，發(fā)現(xiàn)他們的思想總是在不停地“變”，“變”——正是他們對社會不斷觀察、思考的結(jié)果，正是他們不斷反省和自我否定、批判的結(jié)果。當然，也不可否認有些“變”帶有投機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屬于前者。正是由于他們不間斷的思考和探索，使他們的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深度和力度，成為一個時代思想藝術(shù)的峰巔。反省和自我否定，使他們思想和藝術(shù)創(chuàng)造的翅膀飛翔得更高更遠。當然，由于受各種因素的制約，或許他們有時的思想“不合時宜”，甚至不可理喻，在今天看來有許多是錯誤的，但都不妨礙，它們都是那個時代思想者精神財富的一部分。

　　在諸多的俄國知識分子中，索爾仁尼琴或許最讓人捉摸不透。在國內(nèi)時，他汲取一種宗教思想資源，猛烈地批判現(xiàn)行的體制和機制；流亡國外后，他在美國國會作演講，美國聽眾以為他會極力歌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和價值觀，誰想到他大罵美國資本家，宣告“西方文明在各個方面將陷入絕境”，西方文明和全部西方世界正在走向“總崩潰”；1994年，已經(jīng)80多歲高齡的索氏，被作為“民族英雄”恭迎回到俄羅斯，誰想到，這位老先生，一到達莫斯科就“罵”開了：“俄羅斯今天在各方面，都處于深重的大災難之中，哀怨之聲遍布四野。政府未能履行對公民的責任。國家走向一條虛妄、艱難和曲折的道路……”由于他的“致詞”過于尖刻，使得俄羅斯的報刊，沒有一家敢于完整地刊登他講話的全文。雖然，索氏總讓人捉摸不透，但我們還是可以“捉摸”到他深藏在“捉摸不透”背后的某些穩(wěn)定的價值取向的，那就是他關注的是整個人類的終極命運。他說的往往都不是聽眾期待中的話，而是發(fā)自內(nèi)心獨立的聲音。他開出的拯救人類命運的“藥方”，未必能療治人類已患的種種疾病，但他顯然站在一個人類思想和精神的制高點上，首先是一個思想的巨人，然后才是一位偉大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者……

　　還有那位被稱為“文學界猛犬”的偉大的批評家別林斯基，寫作的時間雖然只有短短十多年，但他幾乎在不停地“變臉”，其間經(jīng)歷了十多次自我否定式的思想大跳躍。他常常對自己剛剛發(fā)表不久的觀點“反戈一擊”，成為自己最無情的“敵人”。但他就在這種不斷否定中，成為那個時代俄羅斯民族大腦和靈魂的一部分。

　　毫無疑問，“感覺”，當然是指“藝術(shù)感覺”，對成就一位作家的創(chuàng)造力，是不可缺少的文學天賦。作家離不開“藝術(shù)感覺”，否則，我們就在不合理地要求作家都成為哲學家。但缺少了思想內(nèi)涵的“藝術(shù)感覺”，必然是蒼白的；缺少了理性的詩性，就成了無序排列、不知所云的文字“亂碼”。思想高度決定藝術(shù)高度，大概任何一位作家都逃脫不了這樣一個基本的藝術(shù)尺度的衡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