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孩：改文風不僅是文章的改革

　　識字、讀書、寫文章，是每一個人在接受教育時必須要經過的過程。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就是說，寫文章是一個人乃至一個政權、一個國家的大事。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很多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變革，往往是同文章的變革聯系在一起的。有什么樣的文風，就有什么樣的社會風氣；反之，有什么樣的社會風氣，也就會產生什么樣的文風。

　　在中國歷史上，文人歷來是被重視的，不然就不會有“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了。盡管文人也曾遭受過“焚書坑儒”的血洗，以及各種“文字獄”的清算，也正因為如此，更加證明文人的厲害。文人的厲害，實際是文人所做的文章的厲害。文章是由文字組成的，若把文字單一的排列開來，意義不是很大，一旦組合起來，就有了平仄韻律、虛實結合、思想奔流。大凡經典文章，一定是做到了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光講形式，不講內容，是空洞的文字，是架子花；光講內容，不講形式，是無聲的僵尸，是流水賬。

　　中國漢字從古文到白話文經過了漫長的時間，白話文發展的一百多年，使中國最普通的公民都有了接受初等或中等教育的可能。如果說古代的科舉考試，一直沿用的是文言八股文，那么，自從有了白話文之后，就沒有了八股文了嗎？這顯然是不對的。早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整風期間就曾發表了著名的《反對“黨八股”》的演講。 這篇講演闡述了黨八股產生的歷史淵源，指出它是“五四”運動積極因素的反動，也是“五四”運動消極因素的繼承和發展；講演歷數了黨八股的八條罪狀： 空話連篇、言之無物；裝腔作勢、借以嚇人；無的放矢、不看對象；語言無味、像個癟三；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不負責任、到處害人；流毒全黨、妨害革命；傳播出去、禍國殃民。演講還深刻地揭露了黨八股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本質，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和表現形式，是一種低級庸俗的形式主義方法。長此以往，其危害將會是使革命精神窒息、害黨害國。

　　當前，中央號召要“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這決不是簡單的一時的政治需要、應景需要，它需要的是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新聞從業人員要長期不懈的堅持，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它直接關系到人民對黨的信賴問題，甚至關系到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問題。我們注意到，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領導同志以身作則，自覺做到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如取消過去的各種豪華的規格、待遇，發言減少程式套話、羅嗦話，有相當多的匯報禁止書面宣讀，各種會議文件都大幅度的減肥，領導出席慶典儀式以及題詞、剪彩活動被取消等等，這些舉措非常的深得人心。

　　具體到文風的改變，不同的媒體、載體有不同的方式。我以為，文風的改變，要從兩個大的方面考慮。第一，是思想的改變。劉云山同志二〇一一年八月十五日在《求是》雜志上曾撰文指出，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承擔著宣傳群眾、動員群眾、服務群眾的莊嚴使命，本質上就是群眾工作。在指導思想上要進一步樹立群眾觀點、強化群眾立場，在工作內容上進一步反映群眾愿望、滿足群眾需求，在思想作風上進一步增進群眾感情、拉近同群眾的距離，回答解決好“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的問題，使我們的工作獲得最廣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眾基礎和力量源泉。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特別很多媒體、出版行業也開始逐步進入產業化運作后，經濟利益的需要逐漸占了上風，很多報刊、電臺、電視臺為了吸引眼球，往往不顧文字、節目的質量優劣，一窩蜂似的全部充斥到各個角落。譬如，各種虛假廣告的宣傳泛濫，各種評獎的泛濫，各種歌舞晚會、相親節目的泛濫，各種相同題材的電視劇泛濫等等。這些內容，表面上是做到了與人民大眾的共鳴結合，實際是對人民大眾的戲耍與愚弄，從這里幾乎看不到有多少理想與精神的提高。如有的所謂的文化學者，在不遺余力地拋擲出許多新思想，借古諷今，把封建皇帝、佞臣宦官捧上了天。第二，是文章內容和形式的改變。前面我已經說過，大凡好的文章，一定是做到了內容和形式的統一。一個寫作者，內容選擇什么，主要取決于他的世界觀。如果你的心里想著基層，貼近老百姓，你就會從生活中發現細節，找到鮮活的素材。那么，有了好的素材，就一定會寫出好的文章嗎？不一定。這就有一個寫作形式和技巧的問題。有道是水無定式，文無定法。我們必須承認，寫作是有天賦的。但我們也不能過于迷信天賦，只要方法得當，經過勤奮的探索實踐，寫作的形式和技巧也還是可以熟練掌握與應用的。當然，文章寫的好不好，最終要由讀者來檢驗。多年的評獎證明，往往讀者喜歡的文章，也恰恰是內容和形式把握最好的文章。

　　走基層，轉作風，改文風，一成不變的是長期堅持的信心。但我們也要根據實際情況，在發展的動態中進行“走轉改”。那種僵硬的一味的等領導先做指示再行動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只有在思想和行動上自覺的“三貼近”才能真正地讓人民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