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州義門》與氏族秘史(雷達)

　《江州義門》　陳啟文著花城出版社出版

　　近來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家族史、家譜史的敘述如暗潮在涌動，我們已讀到多部，這也是文學創(chuàng)作在歷史文化向度上開拓的一種新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是文化研究的深化與文化尋根的縱深化的表現(xiàn)，很值得注意。

　　參天大樹，必有其根，懷山之水，必有其源，血濃于水，葉落歸根。家譜，族譜，承載民族的凝聚力。相同的姓氏構(gòu)成了家族，百家的姓氏和千千萬萬個家族的匯聚，組成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族譜體現(xiàn)了宗法與人倫這一維系家庭、家族關(guān)系的本質(zhì)功能，同時也具有維系社會、法律、道德、傳統(tǒng)的深厚內(nèi)涵。這也是血緣的延續(xù)，是根脈的連接。不管你是何氏何姓的延續(xù)，都是中華民族根脈的連接。

　　在我看來，陳啟文的《江州義門》是其中顯得有聲有色，頭角崢嶸的一部，在作者筆下，通過家族文化追溯和探究民族文化與民族靈魂，是一部致力于發(fā)現(xiàn)久被沉埋的某種社會形態(tài)和所有制方面的歷史遺跡的揭密之作，也是尋根問祖，尋找精神家園之作。作者試圖以此書揭開塵封千年的氏族秘史。應(yīng)該看到，家譜文化的深刻內(nèi)涵，家與家族的存在，它是衣食住行，道德倫理、人生規(guī)范、教育子弟的具體存在方式，它是根的象征。如章學誠所言，“夫家有譜，州有志，國有史，其義一也”。現(xiàn)今之人，大多只知爺爺輩，再往上有誰何就不知了。這是殘缺的文化。在這個意義上，江州義門的寫作是積極的，有現(xiàn)實意義的。

　　江州義門的歷史也著實值得書寫。當家族史的寫作遭遇到文學的敘述時，它的進入似乎并不那么容易，敘事也似乎有些單調(diào)甚至沉悶，但跟隨作者一起經(jīng)歷著這個家族的起承轉(zhuǎn)合，你會發(fā)現(xiàn)作品中蘊含著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根植于作者毫不花哨、沉靜平實的敘述，也根植在這個家族以及它背后的幾千年中華文明。五百年家國，有著一條貌似清晰的血脈貫穿始終，但這條血脈在江州義門的后裔中一直充滿了爭議。此書作者陳啟文也是江州義門的直系后裔(至少作者自認是)，他并未確定是哪一種家乘譜牒是準確的說法，只是沿著這條血脈不斷的追問、質(zhì)疑，又在追問與質(zhì)疑中層層推進。追溯起來，江州義門為南朝陳皇族的一支。陳滅國后，后世皆尊后主陳叔寶之弟、宜都王叔明公為為義門發(fā)源祖。而此書正文從唐著作郎陳伯宣敘起，到唐昭宗昭賜立義門，至元末陳友諒建立“大漢王朝”而功成垂敗止，江州義門陳氏經(jīng)歷了五百多年的初創(chuàng)、崛起、興盛、衰落、直至覆沒的歷史。

　　在作者筆下，江州義門的歷史無疑是從陳伯宣和陳旺這兩個有著不同意義的“始祖”開始的，陳伯宣為江州義門公認的一世祖，陳旺乃伯宣公之孫，為遷居江西江州郡潯陽縣太平鄉(xiāng)常樂里永清村(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車橋鎮(zhèn)義門陳村)的開派始祖，由此，世人咸稱這一支陳姓為江州義門陳氏。義門陳氏創(chuàng)立后，到了宋初開寶年間，義門陳氏已發(fā)展到七百四十余人，到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短短二十余年時間里，人口增加了一倍。到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陳氏三千九百余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規(guī)模最大的一個特大家庭。唐僖宗李儇御詩 《贊義門陳氏》：“金門宴罷月如銀，環(huán)佩珊珊出鳳闉。問道江南誰第一，咸稱惟有義門陳。”至道二年宋太宗御封“真良家”，次年又贈“聚居三千口人間第一，合爨(或同居)五百年天下(或世上)無雙”一聯(lián)。宋朝裴愈題寫了“天下第一家”匾額，因此世人皆稱江州義門陳氏為“天下第一家”。宋太宗還御書“一犬未至百犬不食，牢內(nèi)異物皆效義；一吠突起百吠齊怒，寨中同聲共護門”一聯(lián)，于其家百犬牢。《中華姓氏通書》稱“義門陳氏天下奇，百犬同槽奇中奇”，也被載入世界吉尼斯記錄。

　　當然，這些并非確鑿的史實，只是為我們對江州義門的追溯提供了一條可供參照的歷史線索，而《江州義門》這本書也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家族敘述和尋根，義門陳氏以“義”立門，在此之上構(gòu)建了一個血緣、宗法、制度的“民間王朝”。但它又絕非一般的家族或“王朝”，作者在追尋一個家族精神歷程的同時，通過江州義門所構(gòu)建的一系列制度來呈現(xiàn)一種“飲食同味，食無別肴，衣襦同襲，家無私產(chǎn)”的社會形態(tài)以及創(chuàng)立這種社會形態(tài)的可能性。至此，作者的核心意圖也昭然若揭。表面上看，這是一部家族史，實際上一部濃縮的中華民族的理想社會史。而如作者宣稱，在大約五百年的漫長時間里，江州義門一直在殫精竭力地建構(gòu)著一個屬于中華民族的理想社會，而且把“共有”和“平權(quán)”作為一種制度予以具有某種“立法”性質(zhì)的確立，其所追求的社會理想比西方的烏托邦和太陽城更加體系化，也更有操作性。它們建構(gòu)社會的方式和追求的目標都驚人的近似，而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是，當英國和意大利的兩個偉大幻想家托馬斯·莫爾和康帕內(nèi)拉開始他們的幻想時，江州義門已經(jīng)在他們誕生的六七個世紀之前就已經(jīng)變成了現(xiàn)實，先有江州義門，爾后，西方才有與江州義門相似的幻想出現(xiàn)。托馬斯·莫爾和康帕內(nèi)拉也許并不知道江州義門的存在，這恰好又證明了，東西方之間，人類對于理想社會的想象其實并不存在像我們所臆想的有那么大的差距，這就像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雖然相距遙遠但卻彼此相通。

　　果真如此，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事實的再現(xiàn)：中國最早的公制社會形態(tài)早在一千年前就出現(xiàn)了，就出在江州義門。但江州義門是否等同于現(xiàn)代的公有制？總使我不能放心。在封建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汪洋大海中，是否可以從根本上改變所有制的性質(zhì)？江州義門最重要的靈魂人物陳崇所制訂的三十三家法，雖然頗見光彩，但能否說明江州義門已是高度文明的社會？而這正是這本書的靈魂的東西。對于江州義門，一個“義”字無疑是最重要的精神符號，但作者似有偏愛，所謂“義”者并非陳氏專有，仁義，義字當先，水滸靈魂。這并非陳氏的獨出，也是中華文化圈之內(nèi)其他姓氏普遍遵從的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

　　去年歲末，我就在《民族心史與精神家園———對2011年中國長篇小說的觀察和質(zhì)詢》一文中，把《江州義門》作為一部“從文化視角重新思考家族史”的新作予以推介。但我感到這本書比較難讀，按說，作者的敘述是流暢的、雄辯的，很有才氣的，這里的每句話都不難懂，可為何讀下來未免沉悶、少變化？我認為，作者是在歷史與現(xiàn)實、虛構(gòu)與紀實、史傳與小說之間自我沖突，十分矛盾。作者不愿失去史傳的真實性，采取歷時性敘述，一個個陳姓老祖的事跡，構(gòu)成了縱向敘事鏈，應(yīng)該承認，陳青、陳伉、陳崇、陳友諒們的故事，也很好看。但它又是小說，如何植入小說因素，故事、情節(jié)、懸念成為難題。原因是，作為小說，沒有故事性，更無情節(jié)的曲折，感情生活的豐富多彩，而是一個個陳氏傳人的生平敘述，這些人誰也不認識，只有在尾聲中寫到陳嘉庚、陳寅恪等眾所周知的人物時，讀者的興趣才提了起來。

　　還有一個問題，這個作品，它到底是一本家族史傳，還是一部長篇小說呢？我還是比較傾向于把這本書看作一部小說，一部對傳統(tǒng)小說定義有所拓展的“新歷史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