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民主與審美自由

　　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以后，便面臨了海內外媒體關于藝術民主與自由問題的追問。莫言在斯德哥爾摩出席新聞發布會時說：“如果說一個作家認為他在一種完全自由的狀態下必定能夠寫出偉大作品，那一定是假話。”“如果說一個作家在不自由甚至不太自由的環境下必定寫不出偉大作品，那也是假話。”他還說，關鍵的是作家內心深處的想法，是否“站在一個超越政治階級立場上來寫作”。

　　莫言的回答是以審美文化史事實為依據，既否認了只有自由才能產生偉大作品的皮相之論，但也絕不認同對審美文化創造的外部控制，認為關鍵在于文藝家的內心狀態。無論是社會還是文藝家個人，都可以從莫言的回答中得到啟發，以充分的文化自信來解決藝術民主與自由問題的糾結。

　　黨的十八大報告稱，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關鍵是增強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發揚學術民主、藝術民主，為人民提供廣闊文化舞臺，讓一切文化創造源泉充分涌流，開創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的新局面。”同時，十八大報告還提出了12個價值觀概念，其中就包含民主與自由，這對藝術與審美文化的“創造活力持續迸發”，自然是鼓舞人心的。

　　這里，我們還要關注十八大報告在文化建設內容之外的另一段話：“堅持依法治國這個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最廣泛的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積極投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更好保障人民權益，更好保障人民當家作主。”提出最廣泛的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文化事業，讓人民在文化上當家作主，這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設計與世界現代主流文明的一致性。只有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構架中，學術民主與藝術民主才能得到保障，反過來說，充分存在的學術民主與藝術民主，成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真實標志。

　　相對于政治、經濟、社會管理而言，文化生產屬于精神生活的范疇，有著特殊的規律，更多地要求自由的表達。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條件下，社會能不能提出引導的要求呢？是否引導就必然造成對精神生產的損害呢？這個問題是不可回避的。弄清楚自由表達與社會引導之間的關系，這對于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是非常重要的。處理好這一關系，可以說是任何社會都面臨的問題，也構成了新中國60多年的基本文化運行主題。隨著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這方面問題會更加突出。因此，在文化政策上形成中國式的調控模式，以收放自如來達到文化自覺與自信的新境界，是非常必要的。

　　從理論上說，文化生產的自由訴求與社會對文化生產的引導要求之間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系，源于文明社會的基本運行機制。一方面，社會是由個體組成的，個體的存在是社會的基本存在。而個體首先都具有自由存在與自由發展的要求，人的活動是自由的活動。但另一方面，人的個體意志又是各不相同的，存在著沖突性關系。這樣，社會需要建立一套機制來協調個體的關系，制約任意的個體沖動，這一套機制的實質性存在便是社會的政治法律存在，而其虛幻性存在是意識形態與文化。因而，在精神生產上，完全的自由意志是不可以的，因為它可能造成協調關系的解構。

　　在社會運行機制中，人們看到的實際現象是，當社會的引導與調控完全壓倒個體的利益要求與自由意志時，個體人的積極性就會受到挫傷，就會出現生產的萎縮——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都是如此；而當個體的要求與意志完全壓倒社會的調控時，瘋狂增長與互相沖突的個體意志便會失控，社會生活不免亂象頻發，社會和諧與長治久安便難以實現，最終的受害者還是大多數人。

　　西方社會的一些做法還是可以借鑒的。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對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所謂先鋒派藝術進行了空前的抨擊，稱其是在“解放、色情、沖動自由”的名義下，把思維推向荒唐邏輯的“文學游戲”，其后果是解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存在。但是，一方面是出于西方制度背景，另一方面是他本人的自由主義政治立場，貝爾并不主張以非文化的行政手段去剿滅先鋒派文化，他走了另一條路，試圖通過政府政治功能的發揮，在社會政策上確保公平正義的相對存在，遏制市場社會的不道德傾向的發展，保障大眾的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等權利，以此去解決社會的合法性存在問題。貝爾的思路是否可行，這是可以討論的，但是，不以行政手段干預文化生產，的確反映了現代性歷史的潮流之普遍存在。

　　從文化人來說，要求社會確保審美生產的民主、自由，這是正當的訴求，但誠如莫言所言，不是有了完全的自由就必定能夠寫出偉大作品，關鍵是作家內心深處的想法——所謂“站在一個超越政治階級立場上來寫作”，當然可以理解為：一切社會屬性的東西，都必須轉化為文藝家的審美沖動，用馬克思對密爾頓的說法，創作乃“出于同春蠶吐絲一樣的必要”。

　　在以自由為宗旨的美國，不存在政府對電影以及其他文化的硬性控制，但已去世的美國電影協會主席杰克·瓦倫蒂說過一句話：“在美國，自由意味著責任。”這種責任就是對美國的責任，即是說，美國的審美文化生產者，會自覺或不自覺地構建著美國社會的主流價值文化。

　　德國文化哲學大師卡西爾堅信文化的意義在于人性構建而非物欲訴求，他說：“人類文化所應允的和所能為人類帶來的，并不是一般意義的幸福，而是一些‘與人類的尊嚴相匹配的福祉’。文化的目標并非要實現世間的福澤，而是要實現自由和實現真正的自律；此一所謂自由和自律，并不是指人類施于自然之上的技術性駕馭，而是指人類施于其自身的道德駕馭。”

　　為什么要把“自由和自律”聯系在一起呢？有些文藝家是不喜歡自律這個詞兒的。卡西爾闡釋道，所謂人類能爭取其“自由”并不表示說人類能夠脫身于自然之存在和影響，那些加諸于人類身上的限制，是人所無法克服和無法突破的。然而，人類卻可以以自然作為基礎去為自己創造出一個只對他而言為可行的天地，從而掌握到行動的自主性，“就這一問題，我們不禁要聯想起黑格爾的一番話：若果有人能夠察覺到他的限制的話，則他便已經超越了此一限制。這一種意識過程乃是人類所持有之自由之開始與終了；這一種對必然性之認識與承認，乃是‘精神’于面對‘自然’之際所能夠完滿達成的真確的自我解放途徑。”所謂“察覺到他的限制”，而且定位為“自我解放途徑”，那就是在自律中實現自由，審美自由也是如此。

　　德國18世紀啟蒙主義人物赫爾德在論希臘藝術時就說，“藝術不僅按照我們人類的年齡、感覺、愛好和沖動和最高貴的形象(提供給我們)去表現出一種清楚可見的……人類的形而上學，而且，在它滿腔感情、精心細致地表現這些現象的時候，它作為第二個造物主，默默地向我們叫道：‘人啊，瞧瞧這面鏡子吧！你這一類族應該是、而且能夠是這個樣子。’”當藝術不只是表現一些現象，而且還要為人們提供“應該是、而且能夠是”某一樣子時，這就意味著文藝家把社會歷史、文明發展的要求內化在自己的內心，意味著卡西爾之“人類施于其自身的道德駕馭”進入了文藝家的內心。

　　列夫·托爾斯泰是一位偉大的自律者，他總是能像哈姆雷特一樣地思考——思考著人應該具有的狀態，他甚至還懷疑藝術也在維護著社會的罪惡。他說：“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良心不一致。無論我們怎樣在自己面前為自己對人類的背叛開脫罪責，我們的理由都會在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面前化為灰燼：在我們四周，人們大批大批地死于力不勝任的勞動和貧窮困苦，而我們卻僅僅為了在無聊生活中尋找花樣百出的娛樂去危害別人的勞動，剝奪他們必不可少的衣食”。“在我們這個時代，科學和藝術的精華，那個不辱使命的部分，經常使我們想到我們的殘酷無情和我們的非法地位。舊的、強硬的辯詞都已被推倒。新的、喧鬧一時的為科學而科學、為藝術而藝術的辯詞也經不住簡單而健全的理智的光照。”

　　可以說，托爾斯泰對自己內心的服從，本質上是服從了文明發展的必然要求，他的偉大就在于此。以為審美的民主與自由只是意味著可以不負責任地肆意而行，沒有比這更幼稚的想法了。文藝家內心最核心的審美價值就是用審美形式的包裹著的人的本質力量，通俗地說，就是使人更加人性化、更加擺脫動物性的就是力量。由于整個文明史就是人不斷脫離動物界的歷史，審美文化的貢獻(當然包括文藝家的貢獻)不可忽視。

　　審美文化的發展同樣沒有最好，只有更好，黨的十八大對“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的呼喚，對“學術民主、藝術民主”以及自由理念的肯定，應該會給中國文化的前行帶來新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