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問題”化與“問題”的生活化(雷達)

——讀《天地之間》所想到的

　　在我國陜北高原的榆林地區，有一片地方，由于優質的煤炭和石油的儲藏十分驚人，被人戲稱為“中國的科威特”，從那里傳出了許多神奇而令人艷羨的發財故事。現在有一部長篇小說，不是寫它如何富得流油，而是寫這片土地上發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問題，人們怎樣經過艱苦努力，使惡化的狀態得到了遏制。這就是鐘平的《天地之間》。

　　生態、環保問題是當前受到特別關注的問題，盡管今天寫生態已經不算多么時髦的事，但是，我們仍然無法回避環保的重要性，其題材選擇的意義仍很重大。地球可以滿足人類的需要，但無法滿足人類的貪欲，你虐待大自然，就必會受到大自然的懲罰。只有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留下更多修復空間，留下更多良田，才能給子孫后代留下天藍、地綠、水凈的家園，“美麗中國”的理念也才不會流于空談。

　　從這個角度來看，小說作者的選擇獨具慧眼。小說由一封告狀信寫起，此信引起高層震動，于是兩個京城記者潛入新民縣暗訪，像密探似的，揭開了聞名全國的大氣污染“黑三角”的黑蓋子。原來這座晉陜蒙交界處的偏遠小縣，黑小煤窯密布，污水廢料到處亂拋，多年來環境遭到嚴重破壞，不但天低云暗，連吐一口痰都是黑的。僅從這個開頭來看，作者可以有多種寫法上的選擇：要么寫一部尖銳的問題小說，要么干脆寫一部偵破小說。這樣當然并沒有什么不好，卻不是我所期待的。我知道不少作品曾以揭示重大社會問題為務，有的通過人物的嘴直接把主題意義說出來，人物的美丑善惡一望便知，有的以為問題提得越尖銳，作品的價值就越高。它們往往因其“尖銳”和“驚險”而博得好評。

　　《天地之間》的作者沒有選擇上述路線，小說在一個神神秘秘的開頭之后，節奏就放緩了，進入了新民縣的庸常生活，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明智。因為，提出問題是必要的，不提出問題就無法超離生活，指出本質；但僅僅把生活“問題化”又是危險的，它可能離所謂本質近了，卻離真實和藝術遠了。生活是有機的，是一個整體，各個局部之間都有血脈筋肉的聯系，雖寫局部，雖寫問題，卻處處有一個整體性的背景，這才是真實的，深刻的。寫小說的大忌，就在于“就事論事”，只孤立地盯住問題，而看不見復雜的關聯。所幸這部小說的作者意識到，生態問題不是孤立的，它牽動著整個社會關系。生態遭破壞，自有其社會、經濟、政治乃至文化的綜合原因。

　　到底是什么導致了新民縣的環境污染？這不能不說到部分縣領導與污染企業沆瀣一氣，中飽私囊所致，再往上追，就不能不看到暴富的小企業家們的貪婪和破壞性了。原來，這些年冒出來的企業家，大都是在當年“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大開發背景下，在買礦辦礦的熱潮中，在“辦個廠廠掙錢錢”的口號中，成了氣候的。他們懷抱著幾代人的夢想和追求，懷著急于先富起來的兇猛欲望，直奔目標。小說中的田氏家族企業，就是田永福的父親田生財一手創辦的。田生財的形象隱隱可見，他是村干部出身的暴發戶，吝嗇，自私，守舊。小說著力刻畫了田永福、田永軍兄弟迥然不同的性格追求和命運結局。田永福沒念幾天書，跟上父親混得早，在生意場上練出了精明，也學會了吃喝嫖賭，如果說其父田生財是個守財奴，那么田永福就是信奉“有錢便有一切”的不擇手段的現代土財主。田永軍受過高等教育，后來下海從商，苦苦拼搏，追求現代工業化發展，對人生對環保的認識是比較理性的，屬于新一代農民企業家中的佼佼者。就這個家族而言，田生財的傷，田永福的死，均意味深長。他們的暴發史，掠奪性開發是其主要的行為方式，而當地治理的混亂，則助長了這種開發。

　　小說觸及到生態文明與文化的關系，現代化與農耕文明之間的沖突。作者筆下的老板們都維持著一種家族化的“統治”，家族利益至上。他們一個個開著“大奔”， 享受方式卻是土財主式的，無非暴飲暴食與洗腳桑拿之類。他們也想在產業結構調整中追尋現代工業之路，卻苦于找不到門徑，兩種文化生態，反映出中國社會文明進程的復雜與長遠。然而，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矛盾起先雖然以眼前利益為重，但不久便受到長遠利益的干預，最終使一些人驚醒了。小說中的一部分企業家的環保意識也就是這樣逐漸啟蒙的，從無知到不自覺再到自悟。梁有恒也是從開煤窯辦電廠一步步走過來的。此人我行我素，愛搞小發明，頗另類，官員不喜歡。冶煉小蘭炭剩的煤灰倒了，他覺得可惜，于是搞土發明，用煤灰和廢煤氣一起發電，結果獲得成功。這正是物盡其用，建設綠色循環經濟的雛形，他的做法得到環保部門和政府領導的肯定，環保意識自然而然在實踐中得以提升。小說中的尤乃生是作為一個轉變人物塑造的。有了錢他置房產、修廟宇、過滿月、擺宴席，樂于當人大代表，上臺領獎亮相，很在乎自己的“名聲”。他因污染問題被中央媒體曝光，被環保局屢次處罰，才逐漸意識到，從前污染環境的做法行不通了，縣委書記劉大地一句“老板也是污染受害者”，令他銘心刻骨，自我反省。一場大病改變了他的人生走向，他開始學著順應環保大潮，由污染制造者轉變成為污染治理者。

　　對于生態文學而言，我覺得生態內容必須有，環保意識不可少，但既屬文學，第一首先是文學，而不是環保第一，生態第一；因為歸根結底，文學是寫人的，寫人心的，不是直接寫意識和問題的。這部作品始終沒有離開這個根本，而且圍繞人展開了陜北風情、陜北文化，值得首肯。縣委書記劉大地，一手抓發展，一手抓治理，初步遏制了污染，種了一些樹，是個嶄新形象，但也有點大功告成的感覺。在他生活的具體環境里面，也許劉大地是真實的；但是怎樣樹立牢固的環保意識，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還差得很遠，中國的生態問題是嚴重的，我們需要深入探究深層次的原因。

　　小說在寫法上，紀實色彩濃厚，整個故事過于坐實，沒有展現一個更為廣大的心理空間。但不管怎么說，《天地之間》是一部具有鮮明時代感、現實感，能切近中國國情的小說，也是一部從底層寫起，從人心深處著筆，與民生息息相通的作品。

　　(作者為中國小說學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