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角色錯位

　　三個故事是三個語焉不詳的謎語

　　莫言12月8日在瑞典學院發表獲獎演講《講故事的人》，國內反響褒貶不一，尤其在公知界引起較大爭議。目前爭論的全部根源，在于莫言“職業作家”與“諾貝爾倫理背負者”之間的角色錯位。一旦接受諾獎，就注定要擔當起整個國族的全部現實苦難。這是一種“無奈的”歷史宿命。拒絕這種道義擔當，就是拒絕來自民間社會的期待，也就必然會成為被詰難的對象。

　　對斯德哥爾摩，我有一種陌生感，我從未去過那里。我只知道它是一座精神分裂的城市，它不僅出產世界級桂冠，而且也曾制造過某種著名的“情結”。莫言在斯德哥爾摩演講的“三個故事”，設置了三個故事圈套，聰明人都不會上當。誰要是拿過來解讀，都會顯得很傻。莫言說，當眾人都哭時，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當哭成為一種表演時，更應該允許有的人不哭。這是不是意味著，當大家都在為民間苦難哭泣時，要允許有人保持“理性”和“中立”的立場？莫言又說，他曾經為頂撞老長官而自認為是斗士，而事過多年卻感到內疚。這個故事的意思，是做斗士未必符合道德標準。這是不是意味著，不要隨便頂撞這位老長官，以免在許多年之后悔青自己的腸子？莫言還說，七個外出打工的泥瓦匠，把第八個人扔出了廟外，以平息風雨神的怒氣，但最終的結局卻是廟坍塌下來，只有那個被放逐者僥幸獲救。這難道不是莫言對自我命運的一種暗喻？他是否在意指自己是知識分子政治倫理的祭品，卻又自信能超越“死亡”，而批評他的眾生，則要面對可悲的下場？

　　莫言自己設計的三個故事，其實就是三個語焉不詳的謎語，他不說出謎底，我就只能瞎猜了。莫言的謎語，還需莫言自己來破解。這里不妨套用一下他的斯德哥爾摩句式———“我說的能算嗎？我說了不算。”

　　在文學和政治之間走鋼絲的苦衷

　　莫言建議大家多關心一點教人戀愛的文學，少關心一點讓人打架的政治，我認為這不是一種很妥當的說法。你莫言自己可以不關心政治，卻不能號召別人都跟你一樣。在中國的特殊語境中，鼓勵大家“不關心政治”，是一種危險的論調，它否定了公民議政的基本權利，也否定了中國民眾參與政治的公共美德。莫言的邏輯是，文學說愛，而政治則鼓吹打架和暴力，但正是莫言本人，書寫了大量渲染高強度暴力的作品(如《檀香刑》)。再說了，政治為什么一定非要互相上刑不可呢？莫言難道就不懂得，世界上還存在著一種用來對話、斡旋、談判和在競爭中共贏的民主政治？莫言的可愛之處在于，他時而很狡黠，時而又左支右絀，露出天真和自相矛盾的一面。

　　莫言以故事代替觀點，以私人戀母情結代替公共價值陳述，這顯然是一種聰明的策略，它規避了文學跟政治現實的直接而本質的關聯，展示出世故的平衡技巧。但以實際效果來看，這策略只成功了一半。知識界出現了大量的批評聲音，他的妥協、多重人格和詭辯邏輯，比如用機場安檢來比附針對文化思想的審查，都面對著諸多批評。但在追問莫言之前，我們難道不應該先反觀一下自身嗎？莫言的問題，其實也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在談論莫言的同時，我倒是更愿意自查和自省，盤點一下自己身上那些不甚美妙的東西。在同一種語境里，我們能否真的做得比莫言更好？我完全理解莫言在文學和政治之間走鋼絲的苦衷。但我不希望此類莫言式的個人策略，會成為下一代作家的普遍榜樣。這不是中國文學的偉大出路。 

　　人們可能忽略了一個歷史事實：基于諾貝爾獎的基本宗旨，文學獎從一開始就超越了單一的文學性。它是折射文學趣味、政治道義、歷史真相和文化夢想的多面晶體。它要求受獎作品能深刻地表達普世價值的信念。莫言一旦接受諾獎，就注定要成為一個背負道德十字架———“諾貝爾倫理”的人，擔當起整個國族的全部現實苦難。這是一種“無奈的”歷史宿命。不僅如此，本次充滿美譽的授獎詞和熱烈的掌聲，還傳遞了歐洲對中國未來的期待。我們已經發現，這是來自本土和外界的雙重寄望。從邏輯上說，莫言在接受這份榮譽和獎金的同時，必須同時為自己的批判使命做出承諾，無論是用故事，還是用論辯。正如授獎詞所說，他應當“開始一種關于美德的戰斗”。拒絕這種道義擔當，就是拒絕來自民間社會的“期待”，也就必然會成為被詰難的對象。但問題的可笑之處在于，莫言不是頭戴荊冠的耶穌，他只是一個渴望成功的職業作家而已。這種“諾貝爾圣徒”和“鄉愿作家”之間的角色錯位，成為引發“莫言爭端”的全部根源。

　　莫言獲獎不代表中國文學的普遍水準

　　諾獎給了一位中國作協副主席，有人將此跟肖洛霍夫得獎相提并論，我覺得這個類比挺靠譜。在某種意義上，莫言是中國的肖洛霍夫。就這點而言，瑞典皇家委員會只是重復了一下曾經有過的立場。另一方面，在小說本體論上，莫言的文學營造，的確還有可商榷的余地。他的大多數長篇，冗長而粗糙。他最好的東西，還是早年的《透明的紅蘿卜》，簡潔、明快，成為他最出色的傳奇作品。這些天，我拜讀了莫言的《蛙》，又重溫了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再次觀察到兩者間的差距，但在中國當代文學的邊界內，莫言終究是一位比較優秀的作家，就像北村、劉震云和閻連科那樣，他保持了對鄉村現實的關注。諾貝爾評委放低標準來眷顧中國文學，這實在是令人感動的文化事件，沒有誰會對這種珍稀的橄欖枝無動于衷。

　　莫言獲獎，跟中國人拿一堆奧運金牌的情形很像。正如奧運金牌不代表中國普通民眾的體育水平和健康狀況，莫言個人獲獎，也不能代表中國文學的普遍水準。莫言不是市場上的廉價雞血，“莫言熱”應當盡快降溫，讓文學回到它所是的狀態。朱大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