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文也應發人所未發——《2012年中國雜文精選》序(向繼東)

　　我們一般都說雜文是投槍和匕首，其實我覺得，雜文涵蓋還應該更豐富一些，要有新的見識和發現。“投槍和匕首”有時難免赤裸、淺陋或缺乏理性；而“新的見識和發現”，往往能讓人獲得新知，或讓人深思和警醒。

　　以龐旸為例。龐旸在雜文界不知名，文章也不多，但好幾年前，她的《有感于退休后說真話》，小議革命老人為何“兩頭真”(即參加革命時說真話，退休了又說真話)現象。“兩頭真”雖非其首創，她卻就此寫成小文章，讀了讓人頗有所獲。她的《三十年職場取向逆轉說明了什么》也有新發現。在上世紀80年代，我們這一代千方百計逃離機關或學校，紛紛下海，追求所謂個人價值；可30年后的今天，無論大學生、研究生或博士生，千軍萬馬來擠考公務員這座“獨木橋”，熱門崗位一般都是數百或上千人競爭一個職位。今年更是創下了歷史最高報考比例8709：1。原因何在？中國是個官本位社會，只有考上公務員，才有晉升官場的可能，此其一；二是官員的“權力”太大了，即便一個小科員，也可利用手中的權力進行“權錢”交易。這個變化到底是社會的進步還是倒退？不言而喻。

　　如今生活快節奏。讀一篇短文，能有所知，或有所思，實屬不易。金陵王春南先生博覽群書，他發現幾條“胡適的經典詞語”，刷新了我們的記憶。如“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其實是胡適1958年作“口述自傳”時說過的一句話。“實事求是”一語，源于《漢書·河間獻王劉德傳》，胡適生前多次用過，最早用于1928年2月7日改定的《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文中說：“‘實事求是，莫作調人’是一種徹底的精神，只認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隨順調和。近幾十年來，國內學者大都是受生計壓迫，或政治的影響，都不能有徹底思想的機會。”還有“紙老虎”一詞，我們原以為是毛澤東1940年2月1日“在延安民眾討汪大會上的講話”中率先提出來的，其實該詞古已有之，并非近人所創。1921年9月19日，胡適在《究竟哪一個條約是廢紙》中說：“政府的力量就好比一個紙老虎，全靠思想，信仰，習慣等等無形的勢力來共同維持……”說實話，讀王先生這樣的文字，花幾分鐘，就增長了見識，怎不大快朵頤？

　　雜文必須有創新。如何創新？大家可以嘗試，但我想至少應在手法上、立意上要別出心裁，發人所未發，這樣才有生命力。洪振快發現“社會心態的改變成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動力”，人心思變往往就是變局的開始；楚夢發現“蘇聯才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最大受益者”，而不是通常所說的美國；丁輝發現“少年讀魯迅”是危險的；魏劍美發現“真理的敵人不是謬誤而是壓制”；孫煥英發現媒體熱烈褒揚的“最美”鄉村教師，原來就是“最苦”的代名詞；張心陽發現“大凡突出強調團結，那一定是因為出現了不團結現象；大凡突出強調信仰，那一定是因為有的人信仰出了問題”。我們常說要解放思想，閻長貴認為：解放思想就是要回歸常識講真話。面對不斷有人向毛澤東文章爭版權的時候，王萬然認為“瓜分毛著版權是不道義的”，因為你的工作就是“公務”。文章以誰的名義發表，就該算誰的作品。這些觀點盡管你不一定都贊同，但它至少能打開我們的思路……

　　這些年，我一直圖謀拓寬雜文疆界，每年編有“溫故”、“視點”等專輯，自以為是在為此實踐和努力。至于成效如何，見仁見智。這里還要提到，本書在審稿程序中壓縮了篇幅，有18位作者27篇文章被壓掉了，其中有我比較喜歡的雜文家，如魏劍美、張心陽、沈敏特、房向東、劉齊、王春南等。本書少了他們的文章，完全是編者篩選失當，并就此向各位致歉。

　　最后我還要提到今年雜文界失去的兩位朋友。5月11日凌晨，《雜文報》資深編輯李恩柱兄突然病逝，終年五十。恩柱兄能編能寫，英年早逝。尤其是他對這本年選的支持令我難忘，幾乎每年的序文，他都“廣而告之”。8月22日下午，《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主編徐懷謙兄因患“抑郁癥”跳樓自殺，猶如晴天霹靂！懷謙兄緣何患上抑郁癥、為何又要選擇跳樓這種慘烈的方式結束生命？不得而知。

　　我們失去了恩柱和懷謙兩位仁兄，對雜文和雜文陣地是無法估量的損失。

　　(此書2013年1月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