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根在前洲

　　我要向遠道來的貴賓，我的遠道的老朋友介紹，我就是前洲鎮上的人。具體地講，在前洲鎮后面不到一公里的地方有個小村叫馮巷，又叫塘村。我是這個村子上出生的一個農民，我20歲以前沒有離開這個村和鎮。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我們的小學停辦了，我失學了，我那時候才讀五年級，我就回家種地、放羊、割草，然后一有時間就自學。那時我只有一部《三國演義》，我就看《三國演義》，很多段落我能背誦，之后我又讀了《水滸》、《后水滸》、《蕩寇志》、《西廂記》、《古詩源》、《西青散記》、《陶庵夢憶》、《浮生六記》等等，之后讀《論語》、《孟子》，對我影響太深了，到現在還忘不了《論語》里頭講的許多話，就是做人的準則，我永遠記住了。特別是年輕時候我讀了“吾日三省吾身”以后，就每天記日記，每天要回顧自己一天讀了多少書，幫人家做事有沒有做對不起人家的事。可惜我當時記了十幾年的日記，在長期的輾轉中間，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被毀了。后來我又讀了鎮上的初中，今天到會的有我初中的老朋友張紫荊、鄧若燁，這幾位我還記得起來的我們過去非常親密的老同學。

　　八年的抗戰是苦難的八年，是中國人民充分發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八年。我的家鄉處在日本鬼子的屠刀之下，我的親人，三舅父、堂姑媽都被日本鬼子屠殺了，我們經歷了種種災難。當時我一方面種地、自學，一方面承受了祖國的、家鄉的災難，之后我又上了高中一年級，接著就又失學了，還是回家種地，當小學教師，一直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后，我才上了無錫國專。

　　1946年到1948年，是我在無錫接受高等教育的時期。當時有許多名師，無錫國專讓我懂得了怎么做學問，更讓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我和無錫國專地下組織的外圍組織發生了聯系，到1948年我才跟黨和地下工作者發生了直接關系，這以后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回顧我自己的家鄉，無論是前洲鎮馮巷，還是無錫市，我在30歲以前沒有離開我的家鄉。我在后來的種種學術上的追求、愛好，藝術上的追求、愛好，待人接物上的準則、規范，都是在我的家鄉打下的基礎，形成了一個基本的原則，所以我永遠忘不了我自己的故鄉。我是這個家鄉的農民，是這個家鄉培養我進入了讀書的領域。又是這個家鄉使我忘不了過去的苦難。雖然現在家鄉富裕了，但是我要告訴今天到會的、還有沒有到會的家鄉的年輕朋友，要記住我們家鄉是從苦難中過來的，忘記苦難就不懂得幸福。一切幸福都是在艱難困苦中創造出來的，沒有天上自然掉下來的幸福。所以今天我們還要繼續奮斗。最近，習總書記講了兩句話太重要了，“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這兩句話要作為我們的座右銘。我們要堅決反對說空話、說大話、吹牛，一個人一定要實事求是，我們要提倡實干、苦干、拼命干。

　　我到新疆10次，上帕米爾高原，第一次上去時帶著危險性，司機不愿意開車，后來軍區司令給我簽了字，說一定要上去。這個司令就是李新光司令，他說：大不了上不去就回來嘛，為什么那么害怕？所以就順順利利地送我上去，到了海拔3600米的卡拉庫里湖、世界著名高峰慕士塔格峰前，他們問我怎么樣，是不是身體不舒服。我說好得很，高興極了。這以后再往上走，一直到4900米，我都沒有覺得有什么困難。我覺得所有眼前看到的祖國大好河山，都給我極大振奮，我們中華民族有這么偉大的山川，有這么偉大的土地，有這么偉大的人民，我們應該要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第一流的世界強國。

　　所以我要尋找歷盡艱難困苦到印度去追求佛學真理然后把它帶回祖國的唐代高僧玄奘法師的足跡。終于我在4700米的明鐵蓋山口第7次的調查，找到了玄奘入境的山口，解決了1300多年來大家都沒有搞清楚的學術問題。我在2005年(83歲)8月15日第三次上了明鐵蓋，為玄奘立碑，第二天又到了公主堡，調查了公主堡實情，才確切地弄清楚，玄奘歸來的瓦罕古道，是沿著山口左側山徑河邊的一條小道走下來的，這才是真正古代的瓦罕通道，這才明白玄奘到“公主堡”是自然經過。“公主堡”是必經之路，這樣才真正徹底解決了一個學術上解不清楚的問題。之后，同年9月26日我進入羅布泊、樓蘭， 到了龍城、土垠、白龍堆、三隴沙入玉門關。先一天到了營盤，找到了從營盤到玉門關的一條漢代古道，也就是張騫通西域的古道，這才明白玄奘確實是經過羅布泊、樓蘭，進入玉門關到沙洲(敦煌)的。因為這在《大唐西域記》里有記載。這一切都是我一生夢想追求的學術目標。我幸運的都能夠最后得到了解決。

　　今天故鄉人民，故鄉的政府建立了這個學術館，我覺得非常慚愧。我們無錫從歷史上來看，是一個很早就經濟發展的地區，從文化上來看，也是很早就發展的地區。它不僅是一個經濟繁榮的區域，而且也是文化學術底蘊深厚的區域。在我之前，有一批大學者，當代最有名的就是錢鐘書先生和他的夫人楊絳，錢先生的學問為全世界的學者所公認，所欽佩。他是無錫人，而且我跟他接觸的次數很多。在錢先生之前， 還有錢穆(錢賓四)先生，也是無錫人，是我的老師。再往前，還有錢基博先生，也是無錫人，是無錫國專的教授。我在無錫國專讀書的時候，他還在，但是我沒有機會能夠拜見過。我們無錫還有一位有名的力學家錢偉長，也是當代第一流的大學者。我們無錫還有音樂方面最高的權威楊蔭瀏，也是我在北京見過的老一輩的學者，馬王堆的考古，其他幾個地方考古出土的古代樂器，這些樂器的定音，就是這位老先生做出來的。全國著名的二胡大師瞎子阿炳的名作《二泉映月》、《大浪淘沙》等名曲都是楊先生去搶錄下來的。我在無錫時曾多次聽過阿炳的演奏，每次聽到《二泉映月》都為之淚下。這些曲子至今流傳不息。這一些都是無錫的學者對社會的貢獻。所以在我的前面，有許多我仰之如高山的學者，現在蓋的學術館偏偏是用我的名字命名，我覺得面對著這許多學術前輩感到非常慚愧。我希望我們家鄉不要忘記我剛才講的許許多多前輩是真正了不起的大學者。因為他們對我們家鄉的貢獻，對我們祖國的貢獻，非常之大。

　　回過頭來說，我經歷了30年家鄉的苦難歲月，今天我回來看到的全是繁榮的景象，當年的遺跡找不到一點痕跡了，唯一剩下來的是東頭猛將廟有兩棵千年的銀杏樹，算是我小時候看到的一個標志。我喜歡戲劇是從銀杏樹前面的一個廣場上面看社戲開始的，后來前洲鎮上又辦了戲院，請了蘇昆劇團的名家，周傳瑛、王傳淞、張嫻、朱國梁，這些第一流的戲劇家。我讀初中每天下午二節課以后就去看戲，那時第三出戲開始就不收票了，所以我能跑進去看戲，從這以后，我和他們成為好朋友，一直到最后我都和他們在一起，也是他們引領我進入了戲劇的領域。我在北京，1959年國慶十周年第一篇文章就是戲劇文章，這篇文章受到了田漢同志的贊揚。田漢同志宴請我，又請了吳晗、翦伯贊同志一起同席，這是我在戲劇領域的開始，但是這個種子是在我的老家種下來的。要沒有家鄉的社戲，家鄉的演出，我不會愛好戲曲，寫出這樣一類的文章。我的詩詞也是從前洲鎮上開始的。1942年在無錫的報紙上發表我的兩首《浪淘沙》，還有一篇散文《閑話蟋蟀》，那時我才初中二年級，我開始寫作，我的書法和繪畫是從家鄉開始的。我要永遠感謝諸健秋先生，沒他的指點，我不會走向畫畫的道路，所以到現在還覺得我是從家鄉走出來的。我的起步點就是馮巷和前洲鎮。

　　但是，這一次回來，我已是90歲，離開家鄉已60年了，感慨非常多。跟我差不多同齡的當年的朋友，當年一起種地、割草的朋友，一起讀書的朋友大都已經不在了，家鄉和我差不多年齡的朋友已經沒有了。

　　古詩說：“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我這次是實實在在地感受到這兩句詩所蘊含的深厚感情和意義了。

　　我現在回來看到的除了兩棵銀杏樹以外，其他都是新的了，一切都變了。當然家鄉是變得越來越好了。我們家鄉3年前就提出要建造這個學術館，我覺得家鄉的領導是有超前的意識的。可是用我的名字，我覺得非常不安，我只希望今后學術館成為一個文化的中心， 讓它充分地發揮作用，充分地用來培養家鄉的年輕朋友，年輕的孩子，讓他們走上文化的道路、學術的道路，使學術館成為為人民創造文化、創造藝術的教育基地。這個學術館只是用我的名字來命名，所有藏品雖由我捐贈，現在都是屬于家鄉的。我希望這個學術館能夠永遠成為家鄉的一個文化重點。還有一點，與其說今天是學術館的開幕式，還不如說是我們無錫前洲鎮、惠山區、無錫市的一個重大的文化節日。今天到會的有無錫市委書記黃莉新同志，還有許多遠道的客人，他們都是第一流的專家，其中有著名的教育家紀寶成校長、王文章院長，有故宮博物院原院長鄭欣淼、上海博物館陳燮君館長，還有著名的紅學家李希凡先生、呂啟祥先生、張慶善先生，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常務副主任卜鍵，來自北京的建設部原部長汪光燾、出版總署閻曉宏副署長，還有許多朋友我一時無法全部給大家介紹了。請大家不要光看他們的職務，要知道他們都是第一流的文化人，是為新中國文化建設做過重大貢獻的，所以我覺得今天既是學術館的開幕典禮，也是我們無錫市盛大的文化節日。今后應該永遠記住今天這個盛大的文化節日。總之，我衷心地感謝大家。希望從今天開始，無錫市的文化建設能夠繼續往前走，做出更大的成就來，學術館的建設只能是一個起點，更高的高峰在后邊。

　　我還要向大家念一首我剛剛回來后寫的詩：“九十歸來老病身，滄桑故國氣氳氤。遍尋鄰曲朋儔少，望斷高樓萬象新。夢里常存生死日，眼前盡是太平春。年華逝去頭成雪，坐對青山念舊人。”

　　謝謝大家！

　　(作者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本文為作者在12月9日馮其庸學術館開館儀式上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