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碎片化與理論感的喪失是當代文學批評的局限所在

　　中國當代有些文學批評在“告別理論”中不但喪失了批判鋒芒，難以透徹，而且“缺位”和“缺信” 。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些文學批評家在倡導文學創作多元論時提出：“在怎么活的問題上，沒有應當怎樣不應當怎樣的模式，誰也不能強求誰。 ”這些文學批評家強調了選擇的自由，卻忽視了人在自由選擇時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21世紀初，中國文學批評界出現了“告別理論”的思想傾向。有的文學理論家看到過去文學理論的局限，指出中國當代文學理論既無力抗拒又無法容納現代主義文學和大眾文學，并在這兩類文學的沖擊下頻頻受挫，認為每個文學理論家、批評家可以有自己關注和熟悉的專門領域和研究重點，但他的心里要裝著文學世界的全部、整體，就是說，要意識到、要承認整體的存在。文學理論家、批評家應充分注意身邊至鄙至俗、極淺極近的文學，努力從中提煉出新的美學原則。有的文藝批評家看到過去文藝理論的缺陷，即個別文學作品只是文學理論的佐證，認為這種無窮大的理論就是無窮空的理論，就是永遠固定的條目，它只是規定和立法，不是激發和創造。他們指出，在相當的時期里，文學批評臣屬于文學理論，它們二者也共同維護著文學實踐的秩序。而當下文學創作實踐更多轉向了個人經驗，曾經作為規范的文學理論，現在并不能規范文學批評，更不用說規范當下文學創作實踐。當代文學批評與舊有的文學理論分道揚鑣是時代變異使然。文學理論應該更多轉向具體的文學批評。他們認為文學的表現形態是多樣的，批評家應該有更廣闊的容忍空間，既看到文學作品的差異，也看到作家的千差萬別。

　　一些文藝理論家有力地批判了這種“告別理論”的思想傾向。他們認為，文藝理論對文藝現狀不應該只是追隨和認同，而應該有所反思和批判。文藝理論不僅不是什么“無限大的”和“無限空的”理論，它探究的恰恰是我們為了反思、批判首先必須予以解決的最根本的思想觀念。“批評的開始不是‘元理論的終結’而恰恰應是元理論的加強！它應該成為一個真正的批評家應有的一種修煉和學養。這樣，我們的批評才會具有遠見卓識，對于當今文學創作的反思才能見出力度，才能對文學創作起到真正的引導和促進的作用，而不至于只停留在表達個人的直感和隨想的水平上。 ”其實，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的這種“告別理論”的思想傾向不過是中國當代歷史碎片化傾向的折射。

　　中國當代歷史的碎片化傾向有三大顯著的特征。第一大顯著特征是時間與空間的分裂。文學批評家如果將整個歷史看成一堆碎片，那么這個世界就將成為一個互不聯系的世界，任何事物都只有空間存在，而沒有時間存在。這就割裂了時間與空間的辯證聯系。第二大顯著特征是局部和整體的分裂。文學批評家如果迷信感覺，不能把握整個社會生活，就難以區分歷史的假象與歷史的真相、歷史的主流與歷史的暗流。有些作家、文學批評家迷信的感覺不但難分社會生活的主次，而且可能以歷史的假象為歷史的本質，以歷史的暗流為歷史的趨勢。這就割裂了局部和整體的辯證聯系。第三大顯著特征是個人和集體的分裂。文學批評家如果只關注個人命運的變化，而不關注個人所屬的共同體的根本改變，就看不到這種個人所獲得的自由是虛假的甚至異化的。這種個人脫離他所屬共同體的浮沉，并非整體歷史改變的量變積累。因而，這種個體命運的變化不但沒有觸動不合理的現存秩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這種不合理。這些個人在自由選擇時放棄了社會責任。這就割裂了自由選擇和社會責任的辯證聯系。寄生在中國當代歷史的碎片中的文學批評家幾乎完全喪失了理論感，不能把握整個歷史運動，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理論感這一概念是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 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補充中提出的。恩格斯在比較德國工人與歐洲其他各國工人時指出，德國工人保持了德國那些所謂“有教養的人”幾乎完全喪失了的理論感。德國工人雖然起步時間較晚，但卻能夠處于無產階級斗爭的前列，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德國工人有理論感。而英國工人運動前進得非常緩慢，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對于一切理論的漠視。接著，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進一步批判了那種蔑視一切理論的最膚淺的經驗論，認為“對一切理論思維盡可以表示那么多的輕視，可是沒有理論思維，的確無法使自然界中的兩件事實聯系起來，或者洞察二者之間的既有的聯系。在這里，問題只在于思維的正確或不正確，而輕視理論顯然是自然主義地進行思維、因而是錯誤地進行思維的最可靠的道路。但是，根據一個自古就為人們所熟知的辯證法規律，錯誤的思維貫徹到底，必然走向原出發點的反面。 ”中國當代有些文學批評在“告別理論”中不但喪失了批判鋒芒，難以透徹，而且“缺位”和“缺信” 。從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對文藝“過度娛樂化”傾向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有些文學批評在理論上不徹底，既不透徹，也沒有擊中文藝“過度娛樂化”傾向的要害，往往不是極度抬高批評對象，就是極度貶低。這種不徹底就是混淆了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劇性這兩個范疇，混淆了樂人與動人這兩個概念。中國元代文學家高明在“南戲之祖” 《琵琶記》中說：“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 ”高明所說的樂人與動人并非喜劇與悲劇之分，而是藝術作品的藝術效果的層次之分。有些文學批評家認為這是喜劇與悲劇之分，是淺薄的。19世紀德國美學家黑格爾深刻地指出：“藝術并不是一種單純的娛樂、效用或游戲的勾當，而是要把精神從有限世界的內容和形式的束縛中解放出來，要使絕對真理顯現和寄托于感性現象，總之，要展現真理。 ”中國當代有些文學作品追求無聊的趣味，出現了“過度娛樂化”傾向。那些無聊的趣味也令人入迷，但卻不能打動人心。而藝術感染力則能打動人心，令人感動。中國當代有些文學批評家沒有從理論上嚴格甄別生理快感和美感的區別和聯系、無聊的趣味和藝術感染力的區別和聯系，而是嚴重混淆可笑性和真正的喜劇性這兩個范疇。這種理論的不徹底必然制約文學批評的鋒芒。

　　德國美學家沃爾夫岡·伊瑟爾在探究文藝理論興起的原因時指出：“毫無疑問，理論的興起還有其他原因，比如媒介的普及，以及對文化關系和跨文化關系興趣的日益增長；但是，最主要的推動力量有三個：首先來自人們對藝術本體這一信念越來越懷疑，其次是印象式批評造成的混亂越來越大，最后是對意義的追尋和由此產生的闡釋沖突。 ”他認為“理論的興起標志著批評歷史的轉變” 。伊瑟爾所說的印象式批評所造成的混亂和闡釋沖突已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泛濫成災。因此，文藝理論的興起將是不可避免的。

　　而文學批評界如果要真正克服歷史碎片化傾向的侵蝕，就必須深刻認識社會文化發展的基本矛盾并合理地解決這個基本矛盾。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發展在解決這樣兩對矛盾中左右搖擺，一對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精神文化生產之間的矛盾，一對是豐富多樣的精神文化產品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個發展方向之間的矛盾。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有的偏重前者，強調解放精神生產力，重視精神文化產品的極大豐富和多樣；有的偏重后者，認為社會精神文化產品即使極其豐富，甚至可能在一些方面出現過剩的現象，它們也并不都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有些精神文化產品甚至是違背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的。他們強調中國當代文化發展在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精神文化生產之間的矛盾后還要進一步解決這些豐富多樣的精神文化產品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個發展方向之間的矛盾。這就是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提倡文化的多樣化發展，但是這種多樣化發展不能完全各行其道、漫無依歸，而應是有方向的。多樣化的文化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進步與落后的分別，甚至還會出現消極的、有害的、異己的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在積極汲取人類有益藝術文化養分的同時，必須堅決抵制和批判一些異質文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的不良影響和侵蝕作用。但是，那些力倡文學創作多元論的文學批評家在解決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精神文化生產之間的矛盾后，拒絕進一步解決這些豐富多樣的精神文化產品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這個發展方向之間的矛盾。不可否認，這些文學批評家是解放精神生產力的急先鋒。但是，他們卻放棄了精神文化產品的價值高下判斷，不能積極引領當代文學健康而有序的發展。這種理論失誤還可以從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肢解法國哲學家和文學家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中清晰地看出。

　　20世紀90年代以來，有些文學批評家在倡導文學創作多元論時提出：“在怎么活的問題上，沒有應當怎樣不應當怎樣的模式，誰也不能強求誰。 ”這些文學批評家強調了選擇的自由，卻忽視了人在自由選擇時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當代一些文學批評家在理論上的局限，即他們在引進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時往往只截取他們需要的，而不是完整準確地把握這種思想并進行深入的批判。的確，人可以自由選擇，但是，這種選擇是有價值高下分別的。薩特指出，人就是人。這不僅說它是自己認為的那樣，而且也是他愿意成為的那樣——是他從不存在到存在之后愿意成為的那樣。人除了自己認為的那樣以外，什么都不是。但是，人要對自己是怎樣的人負責。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這篇著名論文中指出：“只要我承擔責任，我就非得同時把別人的自由當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我不能把自由當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別人的自由同樣當作自己的目的。 ”薩特認為，當我們說人對自己負責時，我們并不是指他僅僅對自己的個性負責，而是對所有的人負責。所以，“人在為自己作出選擇時，也為所有的人作出選擇。因為實際上，人為了把自己造成他愿意成為的那種人而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動中，沒有一個行動不是同時在創造一個他認為自己應當如此的人的形象。在這一形象或那一形象之間作出選擇的同時，他也就肯定了所選擇的形象的價值；因為我們不能選擇更壞的。 ”在薩特看來，“我們選擇的總是更好的；而且對于我們來說，如果不是對大家都是更好的，那還有什么是更好的呢？ ”因此，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是不能回避自由選擇的真假判斷和價值高下判斷的。

　　可見，中國當代文學批評之所以難以深入甚至出現分裂，是因為有些文學批評家對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發展的基本矛盾認識不夠深入。如果文學批評家深入地把握并合理地解決了中國當代社會文化發展的基本矛盾，就不會發生分裂，其文學批評在理論上就不難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