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的力量

　　這些年，讀到的傳記和回憶錄作品不少，也常常有人慫恿我寫這樣的東西。也許，人到了一定的年紀，回憶往事成為一種習慣、一種生活內(nèi)容也是難免的。讀了不少回憶錄的作品，總不滿意，也不知道為什么？前兩天閑翻舊影碟，翻出意大利紀錄片大師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好久沒看了，又把它放進DVD機里，看到熟悉而新鮮的畫面。安東尼奧尼在1972年受當時的中國領導人邀請來拍一部關(guān)于中國的紀錄片，這部紀錄片在有關(guān)方面的陪同和安排下，拍攝了北京、河南林縣紅旗渠、蘇州、上海這些接待方認為有代表性的地方，在陪同人員的陪同下進行了拍攝。影片完成并在海外上演后，文化革命中的中國領導人組織了對這部影片密集的批判。事過四十年，再次看到這些畫面，感到震撼，真實而不加修飾的逼真記錄，為一個時代留下了可貴的影像。安東尼奧尼因為拍攝這部影片被扣上了“反華”的帽子。為什么這部影片會讓當時的文革領袖們惱怒呢？也因為它的過于真實！再次觀看這部紀錄片，讓我反思了許多關(guān)于回憶和真實的問題，我也在回憶，而我的回憶與這些膠片記錄下來的記憶也有差別，差別在哪里呢？

　　我認真反思一下，時光荏苒，我的回憶會被各種外部的力量“剪接”“編輯”和“刪改”，重新恢復記憶的原貌，需要拂去遮蔽在記憶上的那些浮塵。《中國》影片中用了相當長的膠片拍攝了一個“針刺麻醉”剖腹產(chǎn)的全過程。沒有麻醉師只用了幾根銀針，產(chǎn)婦努力微笑中產(chǎn)下嬰兒，護士還在手術(shù)臺上喂產(chǎn)婦進食。很顯然這是得到接待方安排的節(jié)目，證明中國醫(yī)療革命的成果。我不反對針灸，但確實是我們曾有這樣極低水平的醫(yī)療狀況：一把草藥一根針再加一個沒有經(jīng)過專業(yè)培養(yǎng)的“赤腳醫(yī)生”。這本來是極其讓人觳觫的危境，而人們卻一直當作偉大成果在歌唱，是我們的判斷力出了問題，還是我們忘記了事情的本身而記住了口號和標語？我記起我當年插隊的那個村莊赤腳醫(yī)生的藥箱，一盒針灸的針，三瓶藥，消炎片、去痛片、阿司匹林片，再加碘酒和紅汞藥水，全村的醫(yī)療就靠這六件藥品。因為我背過所以記得，因為我一直認為不重要，從未想起過它？《中國》為1972年的中國留下了可貴的影像，如果以《中國》的記錄為起點，可以看出四十年中國人的生活發(fā)生了何等驚人的進步。

　　記憶需要恢復，也需要喚醒，還需要校正。前些日子在廣東參加中國旅游業(yè)一個峰會。見到了民間博物館的著名人物樊建川，他征集了大量的民間收藏，創(chuàng)建了規(guī)模宏大的抗戰(zhàn)博物館和汶川地震博物館，以及各個時期中國人的日用品等幾十個專門類型博物館，他告訴我光是各種檢討書他就收了十萬份。我不知道他這十萬檢討書能否展出，會不會涉及他人隱私，但我相信這樣的民間博物館是恢復記憶，喚醒記憶和校正記憶最好的課堂。樊建川是個博物館奇才，也是個精明的企業(yè)家，見面時，他穿的套頭衫前胸綴了個布老虎，下有一行字“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自己給自己設計了個憤青外貌的行頭。我贊賞他做的事情，因為他在為我們這一代人保存記憶，人們會從那些曾經(jīng)遺忘的物件中拾回遺失的故事。

　　因此，當我再一次想起巴金的那三個字：“說真話”，更感到這三個字的分量。以前只是理解為“敢不敢”說真話，在思想解放的闖關(guān)時節(jié)，是需要勇氣和膽識；其實還有一個“能不能”說真話的問題。記憶被剪輯被涂改之后，說出來的還是真話嗎？當自我迷失，匆匆寫出來的那些“回憶”可能“神馬都是浮云”，是提前寫出的光彩謝幕詞，給這個浮華的時代添一抹浮云而已。今天的讀者真的如巴金所說：不再相信夢話！

　　抹去回憶中的浮云，沒有神馬，“沒有神，也沒有獸，大家都是人”。還是巴金說得對啊，人之所以是人，因為人才會有回憶，所有人的回憶就構(gòu)成了最真實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