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然走了

　　李默然是表演藝術大師，這么些年，他卻幾乎沒跟我談過表演藝術。惟獨一次例外——在錦州評選遼寧省戲劇獎時，我請他到家吃飯，席間他從我的一首詩說起：“不論什么藝術都應該以幾何圖形為標準，要具體，要有長度，寬度，更要有深度。”

　　默然不是科班出身，沒進過高等戲劇院校。解放前生活在偽滿洲國，家境清貧，只讀過小學三年級。1947年，他和兩個“國高生”楊伯元、狄兆雨在黑龍江省尚志市一面坡回民聯合會工作，“國高”，相當于今天的高中與大專之間。三個青年人初入革命隊伍，還不大懂得怎樣開展群眾工作，天天在一座小樓里坐等群眾上門。當地回族讀書人很少，在回族人眼里國高生即是圣人了。于是人們便稱他們那座小樓為“三仙樓”。

　　我們東北民主聯軍回民支隊有一支小分隊在一面坡回族聚居區搞土改，同時招募新兵。當時回民支隊最缺少的是知識分子，就動員楊伯元、狄兆雨、李默然等三個青年參了軍。回民支隊有個營級編制的教導隊，教導隊的教導員韓景政自己有文化，也喜歡有文化的人，就專門成立了一個知識分子班。我在教導隊深入生活當通訊員，跟這幫知識青年一起上課，學到不少學問。李默然在地方時就喜歡演戲、朗誦，我又是宣傳隊下來深入生活的，就纏著李默然教我朗誦。大約半年左右(太具體的時間記不準確了)，默然不習慣部隊的緊張生活，加之他的心思仍然依戀著戲劇表演，就申請回地方到哪個劇團去演戲。韓景政教導員覺得默然發聲嘹亮如洪鐘，是個表演的材料，怕誤了他的前程，便支持他退伍投身藝術界。同年10月他在哈爾濱市考入東北文協文工團，1954年進入遼寧人民藝術劇院。

　　1958年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這之前，楊伯元、狄兆雨先后轉業到寧夏，楊在寧夏日報任編委、總編室主任，狄在固原地區任黨校校長(1958年被補劃右派)，我本來與默然同在沈陽市，后來也因補劃右派被發配寧夏，只有默然一個人仍在東北。“文革”期間我同楊伯元都擔心默然那段暫短的“參軍歷史”會給他帶來麻煩，果然如此，默然被打成了“解放戰爭的逃兵”，讓他多受了不少苦頭。

　　我改正后回到遼寧錦州市，尤其后來做了市文聯主席，與默然來往多了。他雖然已是國內外戲劇界著名人物，但對幾十年前的戰友仍然親切如初。記得1992年我送他一本詩集《苦歌》，幾個月后我們見面時，他說他基本都讀了。我問他感覺如何，他說你想聽真話還是聽假話？我說我在錦州文壇苦于聽不著真話。他說那我就說幾句真話，一大本詩里好詩不多，能讓我記住不忘的詩句沒有幾行。默然可能怕我心情太落寞了，就半是安慰地說：“當然好詩也有，我記住了好幾句，像序詩中的‘我不是我自己，我就是我自己’。這樣的詩，我會記住一輩子。”他的直率讓我感到了戰友的親切與溫潤。

　　1989年，李默然做了一件帶有創舉性的事情——成為中國藝術界名家廣告代言的第一人，為“三九胃泰”做廣告。各大媒體播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一場軒然大波，基本上是一片責備聲，絕大多數人接受不了偉大的愛國主義名將“鄧世昌”為了金錢去做廣告。社會上對李默然為胃藥做廣告這件事，說法不一，有各種各樣的版本，有的甚至很離譜很荒唐。我后來調到錦州日報社擔任總編輯，在創辦《錦州晚報》時，請默然為晚報創刊題詞，題罷詞默然為我的闖勁而興奮，趁他高興我便向他詢問了廣告代言一事。他非常平靜地講了“代言人”的幕后故事。

　　當時默然是中國戲劇家協會的頭頭之一，該會計劃舉辦一屆戲劇節，萬事俱備，只欠東風，說白了就是“差錢”。在這種情況下李默然作為大藝術家蹚了廣告代言人的“頭水”，一舉獲得20萬元。那時20萬元可是個天文數字，其中17萬填補了中國戲劇節的開支；他當時還是遼寧省戲劇家協會主席，也得關心家鄉的事情，其余3萬元就全用在遼寧省戲劇評獎上了，他自己沒有拿一分錢。

　　默然仙逝，過于突然，讓人難以接受。11月8日上午他還和家人一起收看中共十八次代表大會的開幕式，下午感到心臟不適，孩子們當即送他去衛生部北京醫院。或許就怪那比堵心還難受的堵車，醫生說遲來了一步，搶救無效。人民心中的老藝術家駕鶴西去，給億萬愛他的觀眾留下長長哀戚與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