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鈴薯的文學緣

　　似乎，每個地方的馬鈴薯的味道都是不一樣的。它在什么地方生長，就和那個地方的氣息融到了一起，然后變異，因而馬鈴薯的品種之多，讓植物學家們為之撓頭。

　　馬鈴薯的名字太豐富了，好像還沒有一個農作物有如此復雜的“筆名”。山東叫地蛋，云貴稱洋芋，廣西叫番鬼慈薯，山西叫山藥蛋，安徽又叫地瓜，東北各省多稱土豆，廣東人叫薯仔。我的家鄉在蘇北泰州，和上海人一樣叫它洋山芋，我們把紅薯叫山芋，馬鈴薯是舶來品，加“洋”前綴，自然。國外怎么稱呼它，我現在無力去考證，但按照馬鈴薯隨性生長的適應能力，它在國外也會有其他的叫法。

　　1978年我開始接觸現代文學史，知道兩個著名的文學流派，一個是山藥蛋派，一個是荷花淀派，荷花淀派以孫犁為代表，山藥蛋派以趙樹理為代表。他們的出現改變了現代文學史的農民形象，尤其是趙樹理的一系列小說給我們塑造了一些歡樂的喜劇農民形象，比如小二黑，和魯迅筆下的閏土、祥林嫂、阿Q是不一樣的。趙樹理的出現，改變了現代文學的生態，原先在啟蒙者筆下被啟蒙的農民，有了喜悅的表情，有了正面的時刻。很喜歡山藥蛋派的質樸和詼諧，但不知山藥蛋是什么樣的植物，滿以為山藥蛋也和荷花一樣招人愛憐的，等有人告訴我山藥蛋就是土里土氣的土豆，就是長相笨笨的馬鈴薯，還是有些失望的，但現在想來，當年為山藥蛋派命名的人真是有才，山藥蛋的質樸、深厚、皮實、實用，和趙樹理們的小說太吻合了。

　　后來又在汪曾祺的文章里讀到了馬鈴薯，他在一篇題為《馬鈴薯》的散文里，寫到他與馬鈴薯的故事，老先生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張家口的沙嶺子農科所，居然畫成了一本《中國馬鈴薯圖譜》。他自己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很奇怪的作品”，遺憾的是在“文革”中毀了。怎么毀的？不知道，或許有人悄悄收藏了，現在拿出來，獻給現代文學館，功德無量。

　　汪先生愛花鳥魚蟲，他寫的那篇《葡萄月令》，寫出了葡萄的生命和性格，是愛的美文。他對馬鈴薯也是充滿感情，他說，“我對馬鈴薯的科研工作有過一點很小的貢獻：馬鈴薯的花都是沒有香味的。我發現有一種馬鈴薯，‘麻土豆’的花，卻是香的。我告訴研究站的研究人員，他們都很驚奇：‘是嗎？──真的！我們搞了那么多年馬鈴薯，還沒有發現。 ’”這就是汪曾祺，對生活的愛意不放過一個角落。

　　我對馬鈴薯的好感和關注也由此產生，一個人影響一個地方的名聲，一幅畫張揚一處風景，一篇文章影響一個人的口味，是常有的事情。我后來有機會吃到各個地方的馬鈴薯，有意識地品出各個地方馬鈴薯味道的差異，也知道好幾處都說自己是馬鈴薯之鄉。我印象是這樣的，山東的宜做成土豆絲，東北的適合亂燉，西北的烤著吃，香。評論家閻晶明帶我到大同吃過那里的山藥蛋，烤炒燉煮，都有嚼頭，讓我對山藥蛋派增加了更直觀的認識。

　　這一次來到西吉，作家季棟梁告訴我們：西吉有三寶，我好奇問：哪三寶？他說，洋芋、土豆、馬鈴薯。大家哄堂大笑，我沒有笑，我覺得這貌似笑話的民謠里，混雜著西吉人的自豪和苦澀。西吉就是張承志筆下西海固的“西”(海是海原，“固”是固原)，張承志筆下的西海固貧瘠而強悍，血性而堅韌。西吉縣甚至曾經被聯合國列為“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馬鈴薯成為西吉縣的特產，讓我對馬鈴薯這個普通植物肅然起敬。有學者研究證明，馬鈴薯從南美引入中國，對中國西部人口尤其是西北高寒地帶人口的繁衍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明代以前，西海固這里的人口是非常稀少的，因為沒有食物，不能種植農作物，人難以果腹，生存和繁衍自然是困難的。而馬鈴薯的出現，讓西部山區寒帶的人們有了生存的可能。西吉被稱為“苦甲天下”，是中國西部最貧窮的地區，馬鈴薯成為西吉人的三寶，可見對他們生存的重要之重要。

　　讓人想不到的是，西吉還是全國第一個被授予文學之鄉稱號的縣，這里的文學創作異常活躍，形成了頗有氣候的作家群，西吉籍的作家獲過魯迅文學獎、駿馬獎、春天文學獎、冰心文學獎，這馬鈴薯之鄉居然是文學之鄉！為什么？只是貧窮嗎？貧窮不是出作家的理由，很多貧窮的地方沒有文學，很多富庶的城市作家輩出。我隱隱地想起了那個山藥蛋派，西吉的作家是馬鈴薯派嗎？記得2004年評春天文學獎時，王蒙聽說青年作家了一容是東鄉族，來自西海固，他頓生敬意，他說，在那樣的環境寫小說，難得。了一容肯定是吃土豆長大的，果然，我在一篇文章里看到他對馬鈴薯心存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