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隨便一演，臺下全是“座兒”，真的好嗎

———從《牌坊》看北京人藝的現狀與傳承

　　人藝近幾年的新戲常遭吐槽，細究之下，其實那些“數落”的人大多是人藝的粉絲。

　　濮存昕曾不無擔憂地說：在于老那代藝術家創作力最為旺盛的年代，中國話劇卻最缺少觀眾。他們的戲演得那么好，但常常沒有“座兒 (觀眾)”在下面欣賞。現如今的演員隨便這么一演，臺下就全是“座兒”。

　　林兆華曾說：“人藝的傳統也要發展，不發展的傳統很快就會被歷史遺忘。”

　　北京人藝新戲 《牌坊》 是一部晚清歷史劇，說的是庚子之變后，民族危機的時局下，一個要為德國公使克林德立的牌坊引發的各式反應，其中尤為凸顯了營造行工匠們的民族氣節。

　　《牌坊》 表面上看是一部中規中矩的戲，實則有點硬傷。從戲劇結構上看，《牌坊》 是雜取了以 《雷雨》為代表的三一律式戲劇和以 《茶館》為典范的群像式京味兒話劇的特點，而糅為一體。但這種嫁接卻多少顯得有些生硬。三一律的戲，人物出場極其講究，典型的如 《雷雨》 中的魯侍萍，在周公館甫一亮相，便細節全出，情感充沛，潛臺詞極為豐富，人物前史具體而厚實，角色在臺上立足穩當。而群像式戲劇，《茶館》 的魅力在于三言兩語便可勾勒出一個人物，清楚明白，活靈活現。臺上一眾人等，各個不同，角色感分明。

　　《牌坊》 在剛一開場就把中心事件鋪陳開來，以要不要承建牌坊這個中心議題，形成一個大而嚴峻的拷問，實際冒有一定的敘事風險。《牌坊》里的人物大多缺少一個亮相，人物還未完成出場，上來就直接演戲。入戲太早，觀眾對人物尚缺少必要的情感認同。營造行的人為何對名節看得如此重？　王淑貞的不合作態度是針對清政府，還是媚洋人群？　為何一個小學徒的名節沖動反倒比大掌柜蒯鶴年還要明朗高昂？　這些呈現在舞臺上的現象卻缺乏必要的解釋和鋪墊，人物情緒和行動就不免顯得生硬。

　　譬如大掌柜媳婦王淑貞，可說是一個平面化人物，一冷到底。她撂下一句話：“牌坊建成之日，就是我出家之時。”按說這是一個很大的舞臺行動和態度，但相關的背景卻只是寥寥幾句提到而已。這種浮光掠影的說辭，難以讓觀眾真切感受到人物內心世界的苦楚，也就對她的行動多少有些不解。通俗地說，就是里面有說辭，而少戲。戲足了，人物才能飽滿了，真實了。

　　白薈飾演的三格格是戲里塑造得較有光彩的一個，機靈、活潑、通達，而且人也正，并無什么不妥，和蒯少朋是兩情相悅。而最后卻因父親的政治立場，而被大掌柜蒯鶴年取消了婚約，讓兒子蒯少朋另娶他人。

　　平心而論，三格格之父工部郎中仲祺并未犯什么大錯，也不過是為朝廷辦事而已。以當時的大格局，即使如恭親王奕、李鴻章者，亦只能委曲求全。國勢如此，不是單有名節就可全身而退的。坐在臺下，委實為這位三格格嘆一聲不平。父親錯當了官，自己的婚事也成了悲劇。而蒯少朋連一聲反抗都不敢說。《牌坊》 里的倫理實在讓人看不懂。《牌坊》 的這種結局法，是說包辦婚姻、父為子綱是值得贊賞的祖訓？　還是在家族利益、國家大義面前，兒女私情就一錢不值？況且，這位三格格本人好好一姑娘，壓根兒沒犯什么事。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從這部戲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所謂的封建意識，今天依舊很深，它甚至滲透到我們不輕易察覺的角落。

　　人藝近幾年的新戲頻遭吐槽，早已不新鮮。且細究之下，其實那些數落人藝的大多是人藝的粉絲。就如《小井胡同》 上演期間，一位資深老觀眾寫了一封信給人藝，談了自己對人藝現狀的不解和痛惜之情。這在當時是一個新聞，驚動了從院長到導演、主演等一眾人等。人藝以謙遜的態度處理了這次事件，也為自己贏得了掌聲。但問題卻沒有結束。這次事件折射的不僅是北京人藝的危機，更是中國原創戲劇的危機。

　　北京人藝是金字招牌，首都劇場是戲劇圣殿，這幾乎可說是業界共識。北京人藝演員隊恐怕是任何一位話劇導演都想擁有的夢幻陣容。客觀地說，近幾年的演出中，《窩頭會館》、復排的 《小井胡同》 《阮玲玉》 《駱駝祥子》 等戲，都還是能代表人藝水準的。但也不乏有些作品卻似乎運轉失常。市場打開了，國外精品頻頻引進，觀眾的眼光自然更挑剔了。

　　從內部說，人藝的藝術水準把控是不是也松了？　去年接受采訪時，濮存昕坦言：“當了多年的北京人藝副院長，最令自己感到緊迫的工作是，北京人藝必須得本本分分地做藝術，不能因為票房收入高了，就去搞什么商業化，而忘了傳承與創新。”

　　首都劇場的人藝大戲，是目前北京演出市場票房最穩定的。同樣還是濮存昕，他不無擔憂地說：“在于老那代藝術家創作力最為旺盛的年代，中國話劇卻最缺少觀眾。他們的戲演得那么好，但常常沒有‘座兒 (觀眾)，在下面欣賞。現如今的演員隨便這么一演，臺下就全是‘座兒，。”

　　老人藝的戲，《雷雨》 《茶館》這樣的重頭戲差不多得排一年。次一級的戲排幾個月也是家常便飯。但現在，有的大戲排上20多天居然也就上臺見觀眾了。老人藝摳戲，就像曹禺先生改劇本會為了一個標點符號考慮幾天，可謂如琢如磨。現如今，不敢奢望那種精神，但起碼的精細還是要有的。技術問題可以通過持久勞作來克服，但自滿情緒則危害大矣。

　　拿年輕演員來說，有些擱在老人藝還在跑群眾的階段，現在已經可以在大戲里演上有頭有臉的角色了。這自然是好事，但是不是也有些操之過急了？　譬如 《牌坊》 里愛說唱的趙富海這個角色，按理應當是由一個曲藝功力深厚的演員扮演，才出得了那個味兒，否則意思是擱那兒了，但沒味兒，不耐嚼。

　　如何保人藝金字招牌不倒？　《周易》 里有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林兆華導演說得也在理：“人藝的傳統也要發展，不發展的傳統很快就會被歷史遺忘。”

　　在外界看來，北京人藝的人才斷層，是其發展乏力的原因之一。尤其要想辦法抑制“近親繁殖體系”對人才培養的戕害，否則人才斷層可說是必然。譬如高校為避免近親繁殖，有著一系列舉措———能到北大、清華任教的，未必非得是北大、清華出，但須是全國各領域頂尖的一流學者。歷史上，從北京人藝演員隊里走出了不少優秀的，甚至是殿堂級導演，但這條路之外是不是還得有別的有效途徑？在人藝自身脈絡之外，是否也不妨從外面空降？

　　戲劇文學是一劇之本。是不是可以借鑒西方先進機制，開放劇本通道？英國的特拉弗斯劇院、皇家宮廷劇院這樣的頂尖劇院每年會收到來自全世界的大約3000個劇本，他們會從中挑選20個左右排出來。入選的劇本，會由劇院組織專業演員做劇本朗讀，再在藝術總監、文學管理、制作人和導演的幫助下，進一步發展完善劇本，以最后達到理想的適合上演的狀態。竊以為這是值得借鑒的。

　　(作者系北京劇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