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歸來已逾一月,《小城之春》仍在腦海中時有回響。更加堅信演后直感:這是今年所見,最為出色的中國戲劇作品。
李六乙導演今年1月在北京人藝推出新作《萬尼亞舅舅》,形式獨樹一幟,引發褒貶兩極。照李六乙的秉性,認定的路自會無畏地走下去,管他外界風吹雨打。于是乎轉眼今年4月,他又一新作《小城之春》亮相香港藝術節,收獲贊聲連連,10月借上海國際藝術節之機,《小城之春》又內地專享2場,我等慕名奔赴的觀者終得以印證猜測、得償期待:果真,李六乙在《萬尼亞舅舅》之上更進一步,使《小城之春》攀登至他近年獨創個人舞臺美學之征程巔峰。
筆者曾詳細剖析《萬尼亞舅舅》的舞臺語匯,其絕非幾朵東摘西折的創意火花,而是一盤瞻前顧后的美學大棋。簡言之,就是以幾何化、儀式化的調度重建舞臺骨架,演員跳出對視的、瑣碎的外向互動,轉入遠眺的、凝神的內向探尋,位置關系也由物理變為心理,進而使舞臺上慣常的“行動場”被取而代之為“心理場”。如果說契訶夫戲劇中草蛇灰線的角色話不投機,為李六乙這一舞臺語匯提供了合理可能,那么電影《小城之春》中精雕細琢的角色各懷心事,就徹底成為對李六乙這一舞臺語匯的千呼萬喚。李六乙的《小城之春》甫一開場,盧芳便復現了她在《萬尼亞舅舅》起首走過的繞場調度,只不過這次她可以直接引用電影版《小城之春》伊始女主角玉紋的畫外音:“住在一個小城里邊,每天過著沒有變化的日子……”從這一刻開始,費穆這部被視作“最偉大中國電影”的含情之美,與李六乙獨門的舞臺心理空間無縫銜接,電影、戲劇兩版《小城之春》宛如西施淡妝濃抹,一人兩態,盡皆相宜。這絕非兩位藝術家的機緣相遇,而是兩人在探索中國傳統藝術精神旨趣的一次殊途同歸:費穆借《小城之春》將中國電影引領至中式詩意現實主義的舊情新土,而李六乙從戲曲出發探求多年的打通古今也借《小城之春》勝利告捷。以筆者所見,兩位藝術家皆已將中國傳統藝術看透皮相,洞悉內里;皆不耽于輻輳拼接,而志在血脈相繼。他們所得中國傳統藝術之精髓,皆在一個“韻”字。
中國傳統藝術絕不似西方庖丁解牛,大鳴大放,而貴在含蓄朦朧,情隨境遷。9年前李六乙做《北京人》,即開始在戲中摸到這一門道,放棄現實場景,深挖演員魂魄,曾家鬼窟一般的氛圍便歷歷在目。再往后李六乙借《推銷員之死》、古希臘悲劇等外國戲劇“曲線救國”,終在心理現實主義的契訶夫面前打通任督二脈,調度、表演、臺詞、情緒精工含蘊至每一步、每一語,化為一曲無音的歌。至《小城之春》,李六乙再上層樓,不僅將笛聲、昆曲帶至其中,更天才地將演員念詠書本穿插全劇,將劇情的起伏跌宕、抑揚頓挫具象為輕重緩急的誦讀。而且,“讀書”在李六乙的《小城之春》中不僅扮演形式角色,更成為內容題旨的誘因與地基:李六乙在對電影版《小城之春》原臺詞不做改易的原則下,以他之見補進了關鍵性的人物身份背景——知識分子:禮言是老派的中式書生,志忱是新派的留洋學子,而整場苦澀的三角戀情,也被明言為中國傳統倫理教義桎梏下的文人悲劇。再加上李六乙親自操刀、匠心獨具的書堆制景,演員揀書、讀書、撕書、撒書,一場以“書”為題眼的完整視聽語匯打通觀眾的耳、目、腦、心,與演員的纖情細愫聯覺一起,成為一次中式思想氣韻在當代戲劇舞臺的驚艷新生。
“中國導演須有個人獨創語匯”、“中國戲劇須融匯祖輩傳統”,此等老生常談世人皆知,真能達成者復有幾人?李六乙這些年睥睨獨行,終悟法門,得無雙之果,至無人之境,實是他切切實實的厲害;我等觀者除了贈他“今年中國戲劇最佳”的由衷欽服,怕也是找不到其他的溢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