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話語的當下文藝形態——看《老大》的得與失

　　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出品，李勝英策劃、喻榮軍創作、查明哲執導的大型原創話劇《老大》2013年底首演之后，就引發了界內界外的持續關注，特別是在今年由國家話劇院舉辦的“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上演出之后，更是開始有了輻射全國的話題效應。

　　《老大》最大的獨特性，就在于它是以生態話語為貫穿始終的中心線索，將從新中國成立前后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以來，作為整段的完整的歷史整體來進行藝術地梳理。這在新世紀以來，包括話劇領域在內的文化藝術實踐中，具有重要原創意義，其實這也差不多是本次“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中，為數不多的真正具有原創性的作品，《老大》在這個意義上，確實具有話劇史的重要價值。的確，以生態話語為中心，《老大》在一個框架內藝術地處理了幾代人，在與大海、與自然相關的人生歷程中的經驗、情感和價值觀，并且掙脫出了貫穿于20世紀的“文明與愚昧”式的啟蒙、新啟蒙話語所框定的國民性、民族性的層層羈絆，在一定程度上原創性地拓展了話劇藝術的表意空間，這對于當前長期裹足不前的話劇領域來說，尤為難能可貴。

　　作為在上世紀70年代前后才浮出歷史地表，并且在世紀之交才開始進入到大眾文化領域的生態話語，實際上是非常晚近的、晚生的產物，但在今天的社會現實生活中，儼然已經是天經地義、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節能減排、“美麗中國”等概念的提出，也意味著上到國家宏觀政策，下到娛樂文化消費，不同層次的訴求在這個領域都能愉快地達成共識。也的確，生態話語，在今天的大眾文化政治實踐中，具有旗幟性的號召力量，是大眾文化的深層次審美需求的噴發焦點，任何需求和消費的呈現和表達，只要沾上生態話語，就能立即獲得了大眾文化領域“政治正確”的“豁免權”。新世紀以來，從早期的《可可西里》到近來的《舌尖上的中國》、《狼圖騰》，生態話語開始潤物細無聲地深入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幾乎大多數角落，經過改革開放30余年的積淀，我們也真的開始有了以生態話語為脈絡，重新梳理日常生活圖譜的物質基礎，這也大大超過了當年的預期。

　　理解這一切，是理解構成《老大》所依托的時代語境和潛文本的關鍵。生態話語、大眾文化的生態政治，進入到話劇領域，不過是上述時代邏輯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的必然結果。《老大》能夠以話劇自己的方式呈現出這一時代議題，這對于脫離社會公共文化領域太久的話劇界而言，自然也有著久違的意義；但也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老大》的“得與失”的意義，就絕不僅限于《老大》本身，甚至不僅限于話劇界。

　　如果我們仔細聚焦《老大》的內核，我們就不難發現，其實《老大》也并未掙脫出這個時代的大眾文化話語邊界。當曾經的船老大馮國良在執意尋找著昔日人與人、人與海洋、人與自然之間的溫情，帶著鄉土的夢想，最后走向大海，去請求魚群的原諒，祈禱著子孫未來，作為全劇最高潮的這一幕，是不是有著某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與《狼圖騰》中的畢利格老人最終乞求以狼群為表征的自然的原諒是何嘗的相似？這幾乎是當前文化藝術領域呈現生態話語的“標準格式”，當下大眾文化領域的生態話語，幾乎沒有例外地通過將鄉土、將自然予以詩意的符號化，將現代意義的人類活動與鄉土、與自然的關系，以接近二元對立的結構安置在這個價值序列中，人類“現代”的積極意義也因此被無視和遮蔽。因此，無論是過去政治意義上的征服大自然，還是后來經濟意義上的旅游開發，都不可避免地帶有了某種“原罪”式色彩。那么在這些不同層次、角度的“原罪”之外，包括話劇、電影、電視在內的各門類文化藝術實踐中，如何以現代的邏輯，而不是前現代的實質上是人為營造的看似“天然”的所謂的傳統的邏輯，進一步深入到大眾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的內部展開批判，進而修正甚至引導大眾文化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方向，進入到對現代性邏輯內部，對不同階段的現代性的歷史代價進行有效反思，而不是在表面上，對以自然為名的鄉土進行詩意符號化，而實則以前現代價值作為生態話語的肌理？因為如若以這個邏輯來演進，那么這些由當下生態話語所包裹的所謂的前現代“美麗”鄉愁，就恐怕只會讓以自然為名的鄉土，再度被他者化，而且離我們越來越遠；更進一步的藝術探索，也都只停留在這“詩意”的抗爭姿態中為止，我們也恐怕還將再次深陷到大眾文化的精神分裂之中。這也是這個時代受文化保守主義世界觀、價值觀支配的大眾文化領域到目前為止，尚無法擺脫的時代痼疾。

　　因此，當我們再回看這次“中國原創話劇邀請展”，在那些看似枯燥、教條的，對藝術作品的“最高”要求的標準背后，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難堪的精神困境和恐慌——生態話語，的的確確和我們幾乎所有人的日常生活都息息相關，它也因此獲得了接近壟斷性的價值感召力，但在這種實則為道德修辭的背后，生態話語的前瞻性和建設性該怎樣落地？生態話語該如何協調與人類的“現代”基本價值的關系？生態話語如何擺脫看似激進背后的文化保守主義形態？這些遠未被觸及的時代癥結也為我們理解《老大》提供著啟示：從話劇自身的角度而言，在現有的文化藝術格局和生態中，在上世紀末之后，話劇這一次終于又跟上了時代的節奏，也已經盡可能快地站在了時代的前沿，這在當前整個文化藝術格局和生態中都已經是非常高的起點；但我們顯然不可能也不會滿足于這種現狀，以《老大》為歷史標的，在對生態話語的探索和實踐中，話劇能不能從前現代的“美麗”鄉愁向“現代”再進一步深入邁進，在“現代”意義上正面、直面人類的“現代”的價值和“現代”的代價的考量和拷問？那么，這就不僅僅是具有話劇史的意義，對于我們當前的整個文化藝術實踐而言，都將是一道關乎著能否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歷史門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