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創性的比較文學研究策略

　　陳思和曾提出一個有影響力的命題“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在他的學術生涯中，這個核心觀念經過他的個案研究、思潮研究與文學史敘述等展開、推進，已成為他個人學術話語中最具范式意義的概念。經過謝天振、陳思和、宋炳輝等的共同努力，《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出版，贏得了學界的廣泛關注。

　　作品選錄了陳思和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領域圍繞“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而展開的代表性論述，共12篇文章，32萬字。在世界文學視野下，陳思和多層面地闡釋中國現代文學的演變及其成就，提出了包括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中國文學中的懺悔意識、現實戰斗精神、現代戰斗意識、現代生存意識、先鋒與常態、惡魔性因素等命題，為比較文學和國別文學研究提供了重要啟示。

　　該作全面闡述了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對影響研究的創新性發展。“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主張，曾引起廣泛、持久、深入的激烈討論，是一個關涉全球化的學術視界和文化襟懷的問題。20世紀，中國文學已然進入一種世界性的文化格局，在這種全球化語境中，怎樣看待影響研究，怎樣卓有成效地進行中外文學關系的影響研究，《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提供了一種新范本。

　　作品通過個案論述確證自己的理論主張，表明了著者一個基本態度：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不要再把中國文學描述成一個純粹被動的接受體，一個簡單的模仿者，一個西方文學潮流影響的回聲余響，中國文學理應與外國文學尤其是西方文學在同等的研究平臺之上。《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一文表明，觸動作者提出這一命題的重要原因乃是對現代化的西方模式的質疑和對文學關系研究中“西方中心主義”傾向的反撥。這篇文章包含了兩個內容：“20世紀中國文學”是中國現代文學主體；“世界性因素”則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個基本特點，由這一特點溝通了中國文學與世界的關系。它可以包括作家的世界意識、世界眼光和世界性的知識結構，也包括了作品的藝術風格、思想內容以及各種來自“世界”的構成因素。一個不爭的重要事實是，20世紀的中國已不是一個封閉的國家，它越來越積極、越來越成功地加入了與世界各國的對話，理當成為“世界”的一部分。因此，討論“20世紀中國文學”時不能不考慮其世界性因素，反之，討論“世界性”時也自然包括了中國文學的自身因素。文章特別強調，在20世紀中外文學關系中，中國文學史應置于世界文學背景下考察、比較，其方法是跨越語言、國別和民族的比較研究，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它對傳統的影響研究方法和觀念具有顛覆性。

　　書中還有兩篇文章特別重要：《試論閻連科〈堅硬如水〉的惡魔性因素》與《試論張煒小說中的惡魔性因素》，其共同的核心概念是“惡魔性因素”。兩篇文章結合惡魔性因素的理論，探索惡魔性因素在塑造文學形象上的美學意義，分析思考了惡魔性因素的歷史與現實價值。實際上，惡魔性因素是陳思和“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其重點在于考察中國當代文學中有沒有反映出世界性因素，能否體現中國作家在全球化格局下達到與外國作家的同步思考，以及何以顯現世界性因素的本土環境特點。

　　《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一書的命題對一些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的主流觀念提出質疑，為學界更加全面、確切地把握中西文學的關系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與價值，這一命題對影響研究中的一種流行觀念提出質疑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陳思和對近年來國內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置中國文學于消極被動的接受者地位，并拘泥于求索“事實聯系”的研究方法提出的質疑，在此基礎上提出關于“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的命題，為今后深入開展中外文學關系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跳出了通常的“西方施發影響，中方被動接受”的思路。進一步分析當能發現，這一命題不僅為中外文學關系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而且也發掘出了新的學術生長點，為整個中外文學的研究展現出前景廣闊的研究空間：它把我們的目光引向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本身，引向了中國文學家及其創作的本身。“世界性因素”命題的用意之一正是希望借此喚起人們從世界文學、世界文化的背景上，去考察、去發現20世紀中國文學獨特的自身價值。

　　此外，“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這個命題引發出了對比較文學學科中的某些問題，尤其是對它的主要方法論影響研究的深入思考。在陳思和看來，“比較文學的‘影響研究’方法直接幫助了當時的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即通過列舉外來影響的史料來證明中國現代化進程實質上是對西方先進文化的模仿和引進。”因此他認為，要糾正上述研究中的弊病，就得拋棄傳統的影響研究方法和觀念，就應對影響研究這種最西化的學科方式進行顛覆瓦解，形成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新的思維方法和思維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