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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由北京當代藝術基金會(BCAF)主辦,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斯坦福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ACSSS)、紙托邦(Paper Republic)協辦的“中國文化創新領袖”美國交流合作項目舉行。項目邀請余華(右二)、歐陽江河(左二)、梁鴻(左一)、李娟(右三)、顏歌五位中國作家,在哈佛大學、紐約大學、斯坦福大學等多所美國知名學府舉辦講座,與當地學者、師生分享各自的思考與實踐。本文節選自他們在哈佛大學的首場講座,王 德威教授主持。文字有刪節。 ———編者
梁鴻:今天我們的話題是“書寫當代中國”,其實我覺得“當代中國”是一個特別大的話題,因為當代中國是一個“斷裂型”的社會,就是每個人的生活都是被局限的生活,或者說我們相互之間是一個被隔離的狀態。鄉村與城市、南方與北方、農民與市民、你與我,是一個非常大的不同。但對文學而言,恰恰提供了一個非常豐富的狀態,因為每個人都能夠從自己的角度來書寫。
我自己原來一直搞文學研究、文學批評,2008年回到自己的家鄉,我虛擬的名字叫“梁莊”,以我的故鄉為原點,寫一個村莊的生活。我也是自己回到家里才意識到,雖然故鄉里都是你的親人,你也每年都會回家,但是當你真的站在故鄉的村頭,站在你熟悉的那些親人面前的時候,你才發現他們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你才發現所謂中國社會的斷裂。所以我最后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在梁莊》。
2011年,我又沿著我們村莊那些人打工的足跡,跑了中國十幾個城市,寫了一本書叫《出梁莊記》,這本書其實我自己也做了非常大的調整,因為農民走出村莊以后,他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政治體系和社會體系,所以我在這本書里考察了十幾個大的城市。這兩本書寫完之后,我非?鄲,面對那樣一種塵土飛揚的生活,你試圖用一種真實的文學的形式把它呈現出來,是不可能的。
后來我反思之前五年的書寫。就是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回到故鄉,這實際上是一百年前的命題,魯迅說他的故鄉最出名的一句話就是:“蒼黃的天空下橫著幾個蕭瑟的村莊,沒有一絲活氣!币话倌昵,“故鄉”一出場就死了,現代中國和傳統中國始終是一個矛盾的、糾結的狀態。一百年后,我作為一個當代的作家,也還在寫這樣的故事。所以我覺得,首先你能不能完成一種對中國農民新的書寫,能不能敞開他的一種內部的新的空間,這對于作家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話題。同時我在想,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話語滲透到文本的時候,你在多大程度上遮蔽了作為一個農民的自在性的空間。這也是我在寫這兩本書的時候一個特別矛盾的話題,我始終沒有解決好。我覺得,就文學而言,如果你能把人的內部精神空間充分敞開的話,那么作為農民這樣一個整體的符號性的話語可能就會被打碎了。但是這一點恰恰是非常艱難的,因為農民成了一種病癥,成了社會一個大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普通的精神樣態。
我在去年寫了一本短篇集叫《神圣家族》,其實是十二個小人物。為了寫這個小鎮,我回到家鄉,但我不想再把小鎮本質化,我想把人寫在前面,寫一個個特別有意思的人物,一篇一個小故事。這些人也是環境下的人,但環境又沒有決定這個人,有某些所謂的超越性吧。但這種試圖是否成功,只是一個嘗試而已。
歐陽江河:剛才梁鴻講的對我很有啟發。提出三個概念,書寫、當代、中國,真的是非常 大。中國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個人,有不同的現實感,每一種現實感都可能是真的,每一種現實感都是中國,但又全都不是。作為詩人,面對的是兩重壓力,一個來自不同的現實感構成的中國,另外就是詩人要面對它傳統的、原創性的東西,以及語言本身的一些形式、風格變化的壓力。所以寫作是有一個雙重的壓力,比如漢語和中文寫作,對我來說是不一樣的,中文是跟英文、法文、德文互相翻譯以后形成的,大家知道中國當代詩歌的起源就有一個翻譯的現實在里面。所以又涉及到中文寫作和漢語詩歌的差異,不光涉及到原創性的問題、真實性的問題,還涉及到一個原文問題,這是最近我一直在強調的。中文寫作里的原文是什么?它可能是多種語言,不光是外來語言的差異,還包括像王德威提到的“華語”,對在中國大陸的中文寫作而言,中間有很多空間、錯層。
另外,還要面對行話、媒體語言、政治話語、娛樂話語等等,這些東西對中文詩歌寫作中“原文性”有一種質疑、剝奪、抵抗。在這樣一種混亂的情境中,你來面對當代中國的寫作,或者面對自己的寫作,可能就會有“這是不是詩?”這樣一種質疑。也就是說,我們的寫作其實經常面對的是一個先于寫作存在的閱讀上的挑戰。
這里面的復雜性,如果我們不針對文本,很難一下子把這個復雜性呈現出來。所以我最近的寫作在強調發生意義上的寫作,也就是詞語的肉身性、物質性,它的消散和內部凝聚的張力,在這樣一個層次上進行寫作,要反抗它成為純粹的一種小資情調的、優美的、簡單的東西。這是我最近寫作的基本考慮。
李娟:我的寫作大多是 圍繞我的個人生活展開,我生活在新疆,有很長一段時間待在哈薩克游牧地區,我們家就在牧場上做小生意。度過了幾年難忘的少女時期,覺得所見所聞很有趣,就開始寫,慢慢越寫越多。那里比較偏遠,生存景觀迥異,一直被外人好奇,關于這方面的文字也特別多,關于他們的歷史他們的文化他們的勞動生產……但是所有的文字都在強調差異,都在制造更大的不同,讓人讀了仍然一無所知。我渴望寫出他們與我們相同的那一部分,相同的快樂,相同的希望和相同的痛苦。
《冬牧場》是我一個比較重要的作品。我說說這本書的創作經歷,以此說明自己的寫作。冬牧場是一個與世隔絕的環境,位于沙漠腹心,交通不便,沒有手機信號,可謂與世隔絕。在我借居的地方,無論從哪一個方向走,走一個星期也不能到公路上。居住的條件也很惡劣,就在地上挖的一個地坑里,叫做地窩子。因為在沙漠里,沒有建筑材料。一家人就擠在一起生活,不到十個平方米。我決定進去采訪之前也很害怕,但又非?释私饽撩竦亩旧。此外,我去寫作的話可以得到一萬塊錢贊助……總之出于種種考慮,我就開始了那段生活。
在冬牧場的日子里,我小心遵從這個家庭一切的固有習慣,從不試圖去改變什么,也盡量杜絕表里不一。遇到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我就盡量去認識它理解它,直到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地接受了它。文化差異不可能消失,但可以去溝通去體諒。因此,到結束的時候,三個月吧,我都沒有遇到我真正抵觸的事情。大家也感覺到我的真心實意。
我始終努力克制,淡化自己的采訪行為。雖然還不是做得最好。后來形成的這本書,我覺得它最扎實的根基不是我的思考和我的觀察,而是自己流露在文字中的自信和坦然。就這個題材而言,很多人都可以寫點什么出來,但我覺得我的文字無可替代。而那段生活對我也非常重要,不僅僅幫助我形成了一些文字,一本書,更是我人生的一個重要過程,一場重要的修行。我很滿意這樣的自己。
顏歌:我真正開始書寫當代中國,開始作為作家在比較天然的狀態下寫作,實際上就是我2011年來美國,開始寫平樂鎮,一個四川小城鎮的故事。我那時候在杜克大學念比較文學,但是我在兩年的時間里面,并沒有拿到博士學位,美國只教會了我一件事情,就是nostalgia(鄉愁)。我覺得這對我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比一個博士學位更重要。因為我學習到了什么是鄉愁,所以開始寫我的故鄉。
那個時候我在美國,現在在愛爾蘭,大多數的時間我都不 在中國,但是我給大家的印象是一個“用四川話寫作的四川本土作家”,但其實我本人跟這個東西的差距很遠,F在我說中文的時間非常非常少,也沒有什么見到家鄉人的機會,但是我寫的是我們小鎮上的四條街,鎮上的那些人每天日常的故事,我就覺得這樣我是不是很虛偽。但是后來,有兩個故事給了我很大的啟發。這兩個故事都是關于愛爾蘭作家的。第一個是喬伊斯,喬伊斯寫了《尤利西斯》《都柏林人》,但是他一輩子大多數時間都不在愛爾蘭。他非常詳細地描繪每一條街,每一個藥房,每一個酒吧,他寫了都柏林這個城市。到現在這么多年以后,你在都柏林,都柏林人會非常驕傲地告訴你說,這個店是以前布魯姆去買肥皂的店,這個店是哪個場景他轉進去喝酒的店。于是,一個作家所虛構的城市在經過快一百年之后替代了真實的城市。這件事情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鼓勵,我可能離郫縣很遠,但是我虛構的東西在很多年以后可能變成另一種形式上的真實。第二個作家是貝克特,他回答我的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我在寫方言,但是在我的生活里面已不用這個語言了。貝克特的故事是,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他為喬伊斯工作,他覺得他基本上就是被喬伊斯虐了,他在離開愛爾蘭以后,決定用法文開始寫作。貝克特從喬伊斯身上得到的領悟就是,英文我已經不想搞了,我搞不過你。他覺得在文學這個世界里面,如果我們把語言從這個事情上面剝去,得到的是什么?所以他寫的東西變得非常簡潔,他用法文來寫,因為他想知道語言從文學里面減去以后,文學是一個什么樣的狀態。我覺得貝克特的故事對我現在很困惑的狀態也是一個鼓勵。
余華:書寫當代中國不容易,其實,不只是中國,其他國家的作家書寫當代也不容易。因為當代社會的人都還活著,他們會說你在胡說。我們看電視劇里面那些唐朝的人,說話全是今天的腔調,但是唐朝的人沒有一個還活著,沒有人會說他們說話說錯了。如果是寫當代小說,馬上就有人說,這句話不是這么說。寫一個長篇小說,犯一個錯誤是很正常的,很難從頭到尾都不犯錯誤。記得當時《兄弟》出來后,北師大教授張清華向我指出,李光頭說林紅是他的夢中情人,他說“文革”時候不會說這樣的話。我說肯定不會說這樣的話。他說,那你為什么再版的時候不改呢?改它干嗎?五十年后如果有人再讀這本書的話,不會有人知道“文革”時不會說這樣的話。如果五十年后沒人讀了,我改了也是白改。再比如我寫的那個小鎮,是中國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經濟改革比較早的地方,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經在喝可樂了。有人就批評我,他說九十年代中期才有可樂,因為他是從偏僻地區出來的。中國地域寬廣,發展不平衡,各地方區別很大。所以我就想,虛構是什么?虛構就是一種角度。閱讀是什么,閱讀也是一種角度,從自己的角度來寫,從自己的角度來閱讀。今天是我們很多角度在交流。我們就進入“角度時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