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與省際

新世紀文學坐標

　　一

    在一個庸常的時代，我們都有一種命名焦慮癥。文學上的命名方式五花八門，時代、地域、題材、風格、趣味都可能成為命名的依據，回頭 看很多命名都有權宜的一面，也并非一定要追求學理，就像我們語言的能指與所指的關系是任意的一樣。語言還有一個重要特點是約定俗成。大家承認，并在此后頻 繁地使用它，這個命名就是有效的，能夠深入人心的命名的所指會逐漸豐厚。比如關于代際的命名，當初“70后”、“80后”興起的時候學界也并不認同，質疑 聲無處不在，但是后來我們還追加命名了“60后”、“50后”。回頭看可以說新世紀以來最為響亮的文學命名就數代際了，這與我們內心的時間感受息息相關， 就像高鐵替代普通火車一樣，在我們心里，時間感也提速了。交通工具、通訊工具等技術一起支持著快速感。
    如果說代際是個時間的符號，那么省際就是個空間符號。
    文學說到底是人學。作為寫作者，我們得時時觀察人、認識人、思考人……人的心靈、情感、欲望是非常內在的東西，而且變動不居、倏然而逝、難于把握，而時 代性、地域性相對明確，所以容易成為具體的參照。比如我們寫簡歷，最簡就會簡到出生時間和出生地，再擴展就是哪年到哪年在哪里生活、寫了什么作品，這就是 人最基本的坐標、年譜，可見，時間、空間對人有根本的制約作用。無論如何，我們生活在具體時間和空間中。“從哪里來，到哪里去”哲學的基本問題是跟環境、 空間聯系在一起的。天堂、地域雖然源于想象，從本質上說也是空間。而小說，盡管是虛構的藝術，會總是曲徑通幽地通向童年和故鄉。
    地域、環境如 此重要，所謂一方水土一方人，說的就是這個意思。法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提出“地理環境決定論”，他在《論法的精神》中談到：地理環境、氣候等決定 人的性格，也決定了民族的性格。他認為不同的風土氣候形成不同的精神氣質、涵育不同的內心感情。孟德斯鳩強調氣候對道德、風俗、宗教和法律等的巨大影響。 他說：“熱帶民族的怠惰幾乎總使他們成為奴隸、寒帶民族的勇敢則使他們保持自由。”以我們的觀察也會發現，寒帶地區的人由于天氣寒冷更少戶外活動，因此易 于沉思；而熱帶地區由于長時間在戶外，因此長于行動。孟德斯鳩還認為土壤的肥沃程度與居民的性格、民族精神以及政治、法律制度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系，貧瘠 的山地和肥沃的平原會形成不同的制度、統治以及與此匹配的生活形式。馬克思所謂的亞細亞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也與孟德斯鳩的判斷有隱蔽的關聯。
    黑格爾在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基礎上根據地理環境將世界分為高地、平原和沿海，他認為高地適宜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而平原則適合大規模的農 業，沿海由于受到浩瀚海洋的誘惑更具有冒險精神，渴望航海從事海洋貿易。我們知道，地理大發現正是由于冒險精神的驅使，從而改變了整個歷史進程，現代性、 全球化的歷史由此開啟。
    孟德斯鳩、黑格爾、馬克思他們的思想資源也影響了文學，比如現實主義的典型觀即“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就強調環境 對人的制約作用，人不僅活在社會關系中，也活在環境中，社會環境的形成基礎恰恰是自然環境。由土壤、氣候、地形地勢、風光景色、物產共同形成地理環境，在 此基礎上形成飲食、生活方式、風俗、方言等地域文化，具體的地域文化是民族、民諺、民謠、民俗形成的基礎，也是文化、文明賴以成型的基礎。我們每個人都誕 生在具體的文化中。故鄉對文學具有如此根本性的意義也是基于這個原因。我們仰賴方言和風土民情認識具體的故鄉，進而形成對世界的想象雛形。

    二

    與現實主義流派相應的運用最廣泛的批評方法———社會歷史批評也彰顯了作家的出生地、童年、成長、生活經驗。丹納在《藝術哲學》中也談到嚴寒和酷熱對人 身體和精神氣質的影響，這些影響最終曲徑通幽地影響文藝作品的風格。文學是人學。人的自然性和社會性是始終要注意的層面。社會性建立在自然性的基礎之上。 斯達爾夫人的《論文學》和《論德國》等篇什都是將人放置到具體的時空之中，她踐行的是社會歷史批評，這也是與現實主義相匹配的最主要的批評方式之一。可以 說，現實主義的浩大、長遠都與其對社會現實的幽微洞察和地理環境、世道人心的高度重視息息相關，對自然景物和風光習俗的描繪能力也是判斷真實的依據。
    文學，不論以何種方式、文體，最終都是展示作家對于世界的理解，而作家眼中的世界是具體的、個人的，這個體的邊界就由時間和空間兩個最為重要的維度來界 定。現代性的本質特點是流動，人在大地上行走，甚至可以到太空和深海探測，極地也隨著技術的發展可以抵達。毫無疑問，我們的生活空間極大地突破了，我們所 見所聞大大地超過了古人。李白只能想想黃河之水天上來，而我們卻可以到黃河源頭探險。不過，我們在進行文學創作之時，總會借助于一個具體的敘事視野來呈現 敘述世界，成功的敘事人都是一個具體的人，一個有時代感和地域感的人，一個有自己特殊腔調的人，因此他內心的詩意和疑惑同樣是具體的、有來歷的。即使是變 形、隱喻、象征等處理方式背后我們依然能夠看到一位活生生的個體。
    我國古典詩詞、山水畫最重大的貢獻是對風景的發掘、描述、表現。絕句最為常見的方式就是前兩句寫景，后兩句抒情，所謂融情入景、情景交融是也。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一切景語皆情語。”這是建立在對我國古典文學尤其是詩 詞的書寫方式的系統考察之后得出的高見。借景抒情同樣影響了戲劇、小說等文體的創作，這是強大的詩騷傳統在后世文學中的回響和復活。
    所謂文，是“天地萬物的信息產生出來的現象、紋路、軌跡”。上至天文、下至時間萬物、花草樹木，各有其“文”。文學敘事離不開具體的地理、風物、人情。
    劉師培在對中國古典文學進行深入的閱讀、研究之后寫出 《南北文學不同論》，他指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 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民尚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他筆下的南、北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學風 格和審美概念，他還細分了江南與南方的不同，他以此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系統的文學地理細分。這本書的理論創新性也許不強，但其系統化引人注目，對作家作品 的脈絡譜系、精神淵源的分析今天依然具有很強的參考意義。比如陜西、河南一帶盛產厚重的史詩式的闊大長篇；而江南的中篇小說靈動、委婉、風姿綽約；嶺南的 膾炙人口的詩歌創作一直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在我國漫長的文學史上，命名分為三類：一類是以時間為坐標，比如建安七子、初唐四杰，一類是以地域 為標志，如“竹林七賢”、江南四才子、桐城派，還包括家族性的三曹、三蘇、公安三袁等，還有一類是以風格為標志，比如豪放派、婉約派。這都是非常清晰的文 學命名，能將所指有效地傳遞給讀者。從中我們也看到人受時代和環境的熏染，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某些影響力巨大的人物周邊往往會聚集一批甘愿受其影響 的人物，進而形成某種流派、文藝風格。
    20世紀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東北作家群、京派、海派、山藥蛋派、荷花淀派、湘軍、陜軍、河北三駕馬車、廣西三劍客等等命名，盡管每個命名有具體的歷史語境和文化語境，這些命名都是以地域為基礎。

    三

    事實上，作家對于故鄉的書寫一直是現代小說蔚為壯觀的文學風景。老托爾斯泰說：寫你的村莊，你就寫了世界。福克納終生在講述“郵票大小的故鄉”，書寫他 的“南方文學”。這一寫作信念對很多中國作家產生了重大影響。莫言讀到這里就跳起來在紙上寫下“高密東北鄉”，這五個字仿佛電流通過，這個文學地理對作家 本身也具有濃烈的情感強度，是對作家童年的深情召喚。魯迅筆下的“咸亨酒店”已經被商家啟用，“三味書屋”比很多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書院更讓我們怦然心 動。魯迅的魯鎮、沈從文的湘西、賈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阿來的機村、蘇童的香椿街、畢飛宇的王家莊、笛安的龍城、路內的戴城、田耳的佴城、梁鴻 的梁莊等等都具有創建文學地理的獨特意義。
    作家不僅在用自己的作品書寫、創造文學地圖，事實上，文學也為江山增色。郁達夫曾詠詩：“江山也要 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蘇。”事實正是如此，韓愈被貶在潮汕地區只待了八個月，卻讓江山全部姓韓，多少年過去了，韓江韓山提醒我們這里韓愈曾經生活過，韓愈 構成潮汕精神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杜甫從京城被貶一路南下，經甘肅天水至四川，寫下了一生最為著名的詩歌，其中在夔州書寫《秋興》八首永傳史冊，“巫山巫峽”也隨之永久流傳。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使地壇超越旅游景點成為文學地理。類似的情況不勝枚舉。文學具有經久不衰的傳播力量。關于文學地理的重要性，邁 克·布朗認為：“不僅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點，每一個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僅表明你住在哪兒，你來自何方，而且說明了你是誰。”他還用了一個比喻 “系物樁”展示人與地理位置的關系，“拴住的是這個地區的人與時間連續體之間所共有的經歷”。
    尋根文學的興起曾經讓一批作家積極地深入到文學 傳統中尋求古典思想資源的現代轉換，魏晉文化、湘楚文化、吳越文化、京津文化、葛川江文化、大草原文化在當代作家筆下再展風姿。韓少功在《文學的“根”》 中聲明：“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中……在立足現實的同時又對現實世界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展和人類生存的謎。”這也是隔著巨大時 空對歌德所提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遙遠回應。事實上，莫言能獲得諾獎，得到西方世界的認可，正是由于他從荒蕪駁雜的民間吸取了豐厚的資源，對具體的 文化傳統進行有效的現代轉換，是他對中國鄉村富有想象力的描繪和對中國歷史的深情思考使得其作品具有世界性的影響。

    四

    詩人黃禮孩提出的“省際文學”是一個具有行動指向的概念，它以地域為基礎，同時也是一個跨地域、超地域概念，它指向更廣泛、更靈動，適合中國這樣一個地 大物博、歷史悠久、文明樣態豐富的國度。作為行政概念的省大抵出于管理的方便設置邊界，而省際文學的概念可以彌補這種局限，事實上，像沈從文的故鄉就位處 湖南、貴州的交界地帶，他的祖父擔任貴州提督，他的名作《邊城》突出了這種交界地帶多民族文化交流融匯的特點，“邊”字尤其意味深長。省際文學的概念既是 對共同地理環境、文化傳統、風土民情的再次確認，也是對現代性流動特點的正視和吸納，對文學合作交流、博采眾長的期待。當互聯網為我們提供了全球化、遠在 天邊的交流機會的同時，我們有必要正視腳下的土地，回頭看看近在身邊的“無數的人們”，從而再度確認“我是誰，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些最為基本的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