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語方式中不在場的作者

——福柯《什么是作者？》一文解讀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6年03月16日11:27 來源：文學評論 張一兵

內容提要：福柯認為，作者在寫作中，看起來是表現自己的想法，但實際上是更大 尺度中一種話語運作“外部”決定的結果。所以，“作者”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不是我在寫作，而是話語方式寫我。如果說，過去我們說，我寫故我在，那 么，現在則是我寫故話語方式在，因為作為作者的我在寫作中恰恰不在。你以為你在寫作，可是你卻不在。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十一五”社科規劃重大招標項目“當前意識形態動態及對策研究”(項目號：08&ZD058)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張一兵，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哲學系。

1969年2月23日，青年福柯在法國哲學學會年會上作了題為《什么是作者？》的著名演講。①這次演講可被視作福柯試圖回應公眾對《詞與物》 (Les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重重質疑的進一步努力。不過，我們將在這次演講中看到，福柯總是以反擊式的思考使問題域變得更加復雜和深不可測。這一次， 他干脆宣布了那個作為沙灘面容的現代人之寫作主體的消失：“作者的消失——自馬拉美以來我們時代的一個不停步的事件(La disparition de I'auteur，qui depuis Mallarmé est un événement qui ne cesse pas)。”②不是作者肉身的死亡，而是他在話語方式中的不在場。

一 作者在何種意義上不在場？

一上講臺，青年福柯就開始調侃法國哲學學會的學術正統樣態。他說，到你們這里講話，通常必須“提交一個工程結束的成果(résultat de travaux déjà achevés)”，這是指完成的學術論文或有具體結論的成果報告，“但不幸的是，我今天提交給你們的卻是一個很不成型的東西”。③依我的理解，這是他走 向《認知考古學》(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話語事件說的第二次預備性思考。第一次就是《科學考古學》(Sur l'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Ré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1968)一文。福柯聲稱，要進入他的這個新的很不成型的研究計劃，還必須具備兩個新的構境點：一是思想的不確定性 (incertitudes)，二是話語存在方式的不在場性(absence)。不確定性是福柯哲學之思的基本存在方式，他的哲學方法論構境總是在消解自 己中發生改變，一生皆如此；不在場性(缺席)是拉康的本體論原則，福柯在此引用這個概念是要引出他自己想說明的一個爆炸性觀點：在實際的寫作活動中，作者 是不在場的！在青年福柯看來，在寫作中，作者總是在不斷地消失；在文本中，誰在說話恰恰無關緊要；在簽名中，名字不再指向作者，而不過是話語簇的一種表 征。福柯總是語不驚人誓不休。

我想，當青年福柯以這個思路開講時，他一定預知臺下聽眾聽到自己這番怪 論后會懷疑，這里所指認的這個寫作的人或作為作者的主體的不在場是否顯得過于做作和矯情？所以，他馬上作了一個緩沖的解釋。青年福柯說，直到現在，至少就 在話語中的一般作用和他在自己著作中發生的作用來看，比如像在《詞與物》一書中，“作者”仍然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當然，這首先歸因于自己的粗心。先檢討 自己，這的確是一個退一步再行躍起的好姿勢。并且，這也是福柯難得出現的一次公開的自我批評。但是，我們很快會看到，這種內省卻是為了引出更驚人的思想爆 裂。

青年福柯以自己的具體文本《詞與物》為例剖析道：

在我的《詞與物》里，我的目的是分析作為話語層次(nappes discursives)的動詞簇(masses verbales)，它們處于熟悉的一本書、一部作品或一個作者的范疇之外。但我在照一般方式考慮“自然史”、“財富分析”和“政治經濟”時，我缺失了作 者及其作品的視點(point d'ouvrages ou d'écrivains)；也許是由于這種疏忽，我才在這本書里以天真的、常常是粗糙的方式運用作者的名字(noms d'auteurs)。當我提到了布封、古維爾、李嘉圖和其他一些人，但卻沒有意識到我在使他們的名字歧義地發生作用。④

根據《詞與物》一書的邏輯，如果在話語塑形層面以多重être發生作用的“動詞簇”(在《詞與物》中被稱之為認識型)是一個時代文化的總體制約結構，那 么，這一話語塑形方式的在場恰恰是在一切文本和一個具體的作者之外。所有文本的詞語被組織構序，都只是這種話語塑形方式的布展和具象化實現。在這個另類的 話語實踐構境層中，一個有姓名的作者并不能替代或充當話語塑形方式(認識型)的直接肉身。恰恰是在《詞與物》的討論中，青年福柯自己“并無意于對布封或是 馬克思作出描述，也無意于復述他們的觀點陳述或言下之意；簡單地說，我只是要賦形于(avaient formé)他們作品中某些概念或理論整體(d'ensembles théoriques)的那些規則(règles)”⑤。通俗地說，就是要找到認識型。然而，有的時候，福柯卻讓有姓名的作者直接頂替了“認識型”的在 場。在此，福柯承認自己的論說中存在漏洞，這個漏洞或思考盲區恰恰就是作者的在場問題。青年福柯甚至認為，直到現在，“當我們研究一種觀念史、一種文類史 或一種哲學分支的歷史時，對于作者及其作品的穩固和基本的作用，這些問題也表現為一種相對軟弱和次要的地位”。⑥這顯然已經不是在數落自己，而是在敲打遍 及現實的整個學術思想域了。我們能看出，這是在進一步認證他所提出的“作者何為”問題的合法性。為此，他還反諷式地引用法國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話：“誰在說話重要嗎？(Qu'importe qui parle?)”⑦

在言說中，在寫作中，那個有名字的誰，真的在場嗎？青年福柯此時的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在他看來，真相是，不是作者在說在寫，而是話語讓他說和寫。作者總是看起 來在場，那個肉身在現場演講，那個文本真是他寫下的，然而其實卻真的不在場。當然，對這一聳人聽聞的宣判，福柯需要通過多重關系的顛倒來證明。

首先，是個人主觀意圖表現與話語塑形方式關系的顛倒。通常，作者作為主體在場，首先是通過言說和寫作表達自己的主觀意圖，青年福柯卻認為，在今天，作為 表現主體的作者在話語分析的層面上正在消解。他說，“我們今天的寫作擺脫了表現的主題(thème de l'expression)；它只指自己，然而又不局限于內在性的形式(forme de l'intériorité)，相反，我們在其外部展開(extériorité déployée)中辨認它”。⑧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在寫作和言說中看似是在自主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但實際上寫作只是更大尺度中一種話語運作“外部” 決定的結果，你的自主性恰恰是生產出來的無意識他性存在。比如，在蘇東斯大林教條主義的話語塑形下，人們都以為是自己在面對馬克思、列寧的文本，但實際上 發生的事件只是那個看不見的意識形態大他者在強迫每一個無主體性的作者。如果說，《聯共(布)黨史》是一個史學話語塑形的標準，那么，所有關于歷史的寫作 都不過是這一“輝煌史”的微觀對象化而已。對此，福柯就會說，在這種歷史寫作中根本不存在作者的真實在場性。這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福柯是想將這種可見的 暴力性偽構境情況泛化到全部言說和寫作中去。在福柯看來，在一切看起來由作者發動和操持的言說和寫作中，其實都有某種外部看不見的話語塑形方式在規制著作 者。老師在課堂上講授，在大多數場境中都并非真的是他自主地創造性言說，而是一個他自己都意識不到的隱性知識系統在讓他陳述，這就是后來在所謂后現代狀態 中的“話在說我”。而作家、學者的寫作也是如此。作品中看起來有意圖的人物和故事的創造，其實都取決于作者自己背負的文學話語塑形構架和無形的世界觀；學 術研究就更是話語塑形和思想構境的無意識的布展。青年福柯認為，這種個人主觀意圖表現與話語方式關系的徹底顛倒，使寫作變成了符號的一種相互作用，它們更 多地由漂浮的能指自涉關系建構，而不由主觀表現的所指內容支配。這一點，很容易讓我們想起羅蘭·巴特—克莉斯多娃的互文性。青年福柯說：

這一反轉把寫作變成了一種符號的游戲(jeu de signes)，更多地受著能指的性質本身(nature même du signifiant)而非所指(signifié)的內容的調控。進而，它意味著這樣一種行動，總是在測試著寫作常規性的界限，總是在越出為自己所接受 和操縱的秩序的界限，并進而將其反轉。寫作就像一場游戲一樣逐漸展開，它不可避免地越出自身的規則，最終把它們拋在身后。因此說來，這種寫作的根本基礎并 不在于與創作行為相關的崇高情感，也不在于將某一主體(sujet)嵌入語言。恰恰相反，它關注的主要是開辟出一塊空地，讓寫作的主體在那里不斷趨于消失 (sujet écrivant ne cesse de )。⑨

這是福柯比較少見的對索緒爾能指—所指論的致意。這便是青年福柯那個著名的“作者的消失”的第一現場。寫作由于更多地受制于能指符碼的自涉性關系，而不 斷脫離原來構成寫作意圖的主體性所指內容，所以，居以為作者主體性的基礎被掏空了。如果說寫作是能指的一場游戲和狂歡，那么作者就是一個從游戲開始就在消 失的幻影。

其次，寫作與死亡關系的顛倒。青年福柯告訴我們，傳統的寫作觀認為：寫下來就是為了不死。 在西方，寫作作為希臘敘事或史詩的古老概念，“它是用于保證某個英雄不朽(immortalité)的概念”。寫作即意味著不朽。可是，在今天的文化中， 這一切又被顛倒了，寫作不再能夠令作者不死，它本身反倒成了殺死作者的過程。這是一個關系顛倒的辯

寫作現在與奉獻和奉獻生命本身聯系在一起；它故意取消在書中不需要再現的自我，因為它發生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凡是作品(oeuvre)有責任創造不朽性 的地方，作品就獲得了殺死作者的權利，或者說變成了作者的謀殺者(meurtrière de son auteur)。⑩

言下之意，不同于傳統經典作品與作者不朽的關聯，在現代性的文學創作中，作者是故意被取消的，青年福柯將福樓拜、普魯斯特和卡夫卡等人都列為上述作品殺 死作者現象的“明顯實例”。我覺得，福柯對這個觀點的論證是不充分的——憑什么說福樓拜、普魯斯特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就是自殺，個中原因和邏輯為何，福柯 語焉不詳。我們在理解構境層中去設想，如果這話指的是，以傳統經典的眼光來看，今天已無經典，寫作淪為時尚，經典作家因而早已死亡，那還是可以理解的。然 而，這種經典不在場的否定性構境，并無法推出福樓拜、普魯斯特和卡夫卡的寫作已經不再不朽。與此相關，青年福柯進而指控，上述寫作與死亡之間關系的顛倒， 還表現在作者個人特點(individualité particulière)在作品中的完全消失，或者說，今時今日，作者存在的標志恰恰在于其“特殊性不在場”(singularité de son absence)。所以，如果我們試圖理解今天的寫作者，切入點必得是其缺席的獨特性，或者說將會是作者與死亡的關聯，而這種關聯恰巧又使作者成為他自己 寫作的犧牲品。福柯之思的迂回纏繞和刻意做作，從中可見一斑。

其三，作者與寫作本身之間關系的顛倒。青年福柯指出，作者的不在場還表現在寫作本身的消失。依他的看法，今天，在真實發生的“寫作”(écriture)活動中，寫作——

既不關心寫作的行為，也不關心在文本內部作為征兆或符號( ou signe)對作者意義的表示；相反，它標志著一種詳述一切文本狀態(condition)的非常深刻的嘗試，既包括文本在空間彌散(disperse)的狀態，也包括它在時間里展開(déploie)的狀態。(11)

寫作不再關心寫作本身，它只是開啟了一種文本在特定空間和時間中布展的狀態，它“只是把作者在經驗上的特點轉變成一種超驗的匿名(anonymat transcendantal)。作者經驗活動中極其明顯的標志被抹掉了”。(12)一言以蔽之，并不是作者在寫作，而是特定時代中生成的話語塑形方式在 文本中的布展：不是我在寫作，而是話語塑形方式在寫我！倘若我們說，先前，對作者而言，我寫故我在，那么，現在發生的事件則是我寫故話語塑形方式在，因為 寫作的過程恰恰是作者死亡的過程，作為作者的我在寫作過程中已然不在。你以為你在寫作，然而，你真的并不在！l'écriture comme absence(作為不在的寫作)，還有比這更可怕的事么？在今天的中國，文學寫作、影視寫作甚至是學術論著的寫作，多少都出現了作品淪落為市場票房玩 物、論文墮落成升職稱的功利指標的現象，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這恐怕是比福柯此處揭示的深層話語塑形支配要膚淺得多的另一種寫作之死亡。

二 作品和作者名字的空心化

青年福柯剖白道，自己對作者不在場的思考并非是要刻意制造某種簡單空洞的斷言式口號，譬如與“上帝的死亡”相似的“作者的死亡”，而是希望能真正作些嚴肅的討論。他認為：

我們應該重新審視作者消失所留下的空(vide)的空間；我們應該沿著它的空白和斷層(lacunes des lacunes et des failles)的界線，仔細觀察它的新的分界線，仔細觀察這個空的空間重新分配的情況；我們應該等待由這種消失所釋發的流動易變的作用。(13)

那么，與作者關系最為密切的東西是什么呢？顯然是作品(oeuvre)以及作者的名字(nom)。而作品、作者名字與那個正在缺席的作者留下的空白和斷層的關系又是什么呢？

第一方面，我們不妨先來分析作品與正在消失的作者的斷層關系。青年福柯指出，在學術思想領域，發現這種隱性的斷層的任務落在了真正的批評之上：

批評的任務不是重建作者與其作品之間的關系(rapports de l'oeuvre à l'auteur)，也不是通過作者的作品重構(reconstituer)他的思想和經驗，進一步說，批評應該關注作品的結構(structure)， 它的建筑學(architecture)，通過研究它們了解它們固有的內在形式(forme intrinsèque)和內部聯系(relations internes)。(14)

真正的批評從來就不是為了將作品與作者聯系起來而作，分析作品的目的并 不是要維護作者的同一性，而恰恰是要深究已經離開作者、殺死作者的文本的結構，是要思考作品何以能被如此建構起來的過程和原因，是要透析作品建構的內在形 式和復雜關聯。我們能感到，這里的批評(學術評論)背后其實就是福柯所謂的考古學和后來的譜系學建構的批判現象學。

由此青年福柯發問道，每當我們討論一個作者時，他寫的和說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當中？在這里，他再次例舉尼采作品全集整理出 版中發生的問題。事實上，這也正是此時他與德勒茲正在緊張從事的工作。(15)面對大量不斷新發現的尼采文獻，我們在什么地方劃定界限？毫無疑問，一切東 西都應該出版，但我們能對“一切東西”的含義一致嗎？當然，我們會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東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頁邊的注釋與修改。但 是，如果在一本充滿警句的日記里，我們發現某種參照符號，某種關于約會的提示，某個地址或一張洗衣賬單，那么這其中什么應該包括進他的作品？一個人在他死 后會留下千百萬線索，只要我們考慮一部作品如何從千百萬線索中提煉出來，這些實際的考慮便無休無止。(16)

不難看出，這還是他在《科學考古學》中已經涉及過的那個“全集不全”的觀點，即一個思想家作品中的統一性必然是后人闡釋性操作(opération est interprétative)的意識形態統攝結果。批評的任務，是要除去作品重構中存在的遮蔽斷層和空白的迷霧，讓作者不在場的真相呈現出來。

第二個方面是作者名字(nom)的空心化問題。又一個奇怪的概念！他的追問是：“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它如何發生作用？”他自認為，這就已經提出了一個專 有名稱(nom propre)的問題：“專有名稱(包括作者的名字)不是一種單純的指稱，它還會是一個指示功能的他者(d'autres fonctions qu'indicatrices)。”(17)專用名稱并不簡單地指認它自己，它還會具有一種反指關系中的他性功能，即“表意之外的功能”。譬如，作為專 有名稱的亞里士多德這個名字，就不僅僅是指亞里士多德這個人的名字，它表征了包括“《基始分析》(Les Premiers Analytiques)的作者”或西方形而上學“本體論的創始者”這種名字之外相關聯的一系列學術事件。同理，哥白尼、康德也不只是這兩個人的名字，而 是一種表征科學革命和認識論革命的話語塑形和整體構式轉換事件的專有名稱。此時此刻，作者的名字早已是一種處在作者個人存在之外的學術他性存在。

那么，作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呢？青年福柯比較了作為常人的名字與作為作者的名字這兩種名字在發生變動時所導致的不同后果。他描述道，當我們發現一個叫彼 埃爾·杜邦的人竟然不是我們原先想象的藍眼睛，不是住在巴黎，也不是個醫生，這些新發現都不會使彼埃爾·杜邦這個名字在我們心里不再指向原來那個人，可 是，如果人們發現那些被我們歸于莎士比亞名下的十四行詩和史詩劇作并不是莎士比亞寫的，那無疑就會產生一種后果重大的變化，并由此必然會影響到作者名字發 生作用的方式。

這些差別表明，作者的名字不只是一種話語的要素(élément dans un discours，如一個主語，一個補語，或一個可以用名詞或其它詞類代替的成分)，同時也具有一種分類的功能(fonction classificatoire)。因為它用作一種分類的方式。一個名字可以把許多文本聚集在一起，從而把它們與其他文本區分開來。一個名字還在文本中間 確立不同形式的關系。(18)

與尋常人的名字不同，大寫的作者的名字不只是通常意義上的人的姓名的代 碼，后者會被用以指認特定文本群、指稱文本差異。甚至，當我們對同一個作者名字作判別性使用時，常能差異性地區分一個作者在不同時期中的文本性質。譬如我 們在本文中對“青年福柯”與“福柯”的特設使用，就區分出了不同時期的寫作出異質性文本的同一個作者。

當然，青年福柯也特別指出并闡述了另一部分文本，即與有作者的那些文本不同的“其他文本”。“其他文本”是什么？福柯說，“一封保密信件可以有一個簽署 者，但它沒有作者；一個合同可以有一個簽名，但也沒有作者；同樣，貼在墻上的告示可以有一個寫它的人，但這個人可以不是作者”。(19)簡言之，還存在一 種沒有寫作主體意義上的作者的文本。在青年福柯看來，

作者的名字不像專有名稱，專有名稱可以從話語的 內部移向產生這一話語的外在的(extérieur)實際個人，而作者的名字始終處于文本的輪廓之內，區分各個文本，確定文本的形式，刻劃出它們的存在模 式(mode d'être)的特征。它指的是某些話語集合(ensemble de discours)的存在，指的是這種話語在某個社會和文化中的地位。作者的名字不會隨一個人公民地位的改變而改變，但也不是純屬文學之事。它處在斷裂 (rupture)之中，引發了新的話語群(groupe de discours)和它們那獨特的存在模式。(20)

真是復雜的思想構境！依青年福柯之見，作者的名字更多地表現出話語群存在的一種特殊方式的特征，它處于寫作主體的不連續性的斷裂缺口中。包含一個作者名 字的話語實踐不會馬上消失和被忘掉，比如青年福柯的種種復雜的哲學話語實踐，它們也不會只得到那種通常人們賦予普通詞語的短暫的注意。比后者幸運得多，它 們指向的是“認識型”、“考古學”和“作者的不在場”之類的話語群組，涉及這些話語事件在社會和文化中的地位，而它們的地位和它們的接受方式，由它們在其 中傳播的“文化”所控制。在解讀福柯的不同文本時，作為文本寫作主體的作者福柯是不在場的，他不過是上述這些話語群組的一個功能集合狀態罷了。所以，我們 在討論這些話語群組時，福柯這個名字已經是一種空心化的存在。

三 解構于功能存在與話語實踐方式中的作者

青年福柯聲稱，所謂的作者，并不是一個實名實姓的實體性的肉身，而是話語存在的一種“作者—功能”(fonction-auteur)。從以上我們已經 初步進入的福柯這種另類思想構境層中，約略可以理解福柯所說的作為寫作主體的作者是不在場的構境意義，這里他則想再告訴我們，如果有在場者，真正在場的只 是一種功能性話語構式群組。那么，福柯筆下這個“作者—功能”又是什么呢？他解釋道，“作者—功能”就是一個社會里某些話語存在、流通和運作的功能特征。 具體而言，

“作者—功能”關系到限制、規定和表達話語領域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系統(système juridique et institutionnel)；它并不會以完全相同的運作方式，體現在各種話語、所有時間以及任一給定文明形式(formes de civilisation)中；它的確定不在于將一篇文本簡單地歸之于其創作者，而是要通過一系列復雜而精確的操作(d'opérations spécifiques et complexes)；它并不單純指向一個實際個人，因為它同時引發出許多種自我，引發出任一階級中的個人都有可能占據的一系列主體位置。(21)

這段說明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復雜的話語塑形構境。青年福柯是在告訴我們，作為一種話語塑形功能的作者其實也是歷史的。從來就不存在作為個人的作者孤立進行 創作的情況，因為所有的創作都只能是一定的社會系統建構起來的話語的產物。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作者—功能會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形式，但唯一不變的是， 人們只能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圍內進行寫作，一切寫作實際上都不過是特定話語塑形和構式操作的結果。這番話的口氣頗有馬克思在1845年創立歷史唯物主 義之后的言說氣勢。也是在這個特殊的構境意義上，作為獨立個人創作者的作者根本不存在。比如，“作者—功能”并不是普遍的或永恒的，甚至在歐洲的歷史文化 里，同樣類型的文本并非總需要作者，“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現在稱作‘文學的’那些文本(小說、民間故事、史詩和悲劇)得到承認、傳播和維持，但根本不詢 問誰是它們的作者”(22)。這些沒有作者的文本，也就不可能被當作個人私有財產，成為被占有的對象(objets d'appropriation)。再比如，在西方社會進入17、18世紀時，就有一種全新的科學話語塑形方式得到發展：

當時，科學話語(discours scientifiques)根據它們自己的價值得到承認，并被置入關于既定真理和證實方法的一種匿名(anonymat)的集合的系統 (ensemble systématique)。證實不再需要參照生產文本的個人；作者作為一種真實性的標志作用已經消失，在它仍然作為一個發明者的名字的地方，它只是表示 一種特殊的定理或命題，一種奇怪的效果，一種特征，一個主體，一組因素：或者病理學上的癥候(syndrome pathologique)。(23)

這是在指證，現代性的科學話語也是消解作者個人的。萬有引力不等于牛頓，相對論不等于愛因斯坦，它們都不過是匿名的科學理論集合系統中的一個話語事件， 甚至，在數學中，作者的地位已經淪落到充其量不過是為著一則特定的定理或一組命題而順便帶出的附屬物。這恐怕也是事實。

青年福柯認為，作者—功能“不是通過簡單地將一套話語歸之于某個個人就可以自動形成的。它是一套復雜的操作的結果(résultat d'une opération complexe)，這些操作的目的就是要構建(construit)我們稱之為作者的那個理性實體”(24)。理性實體意義上的作者，其實是被話語建構 起來的。所以，

被我們指稱為作者的那個人(或構成作為作者的那個人)，他的這些方面的特征只是一種投 射(projection)，來自我們從多少帶有些心理學性質(psychologisants)的角度入手處理文本的方式：我們所做的比較，我們視為有 關而抽取出來的特性，我們指定的連續性(continuités)，或者我們所踐行的排除(exclusions qu'on pratique)。(25)？?

被假定為主體性的作者，只是我們事后的建構物。青年福柯還告訴我 們，所有這些建構作者的操作，還會隨著所涉話語方式各自基于的不同歷史時期與形式而發生變化。“構建一位‘哲學家’與構建一位‘詩人’，方式是不會一樣 的；一部18世紀小說的作者，其構成方式不同于現代小說家”。(26)關于這一點，當我們聯想一下作為哲學家的海德格爾與作為詩人的策蘭，或聯想一下18 世紀的伏爾泰與當代的普魯斯特，對其獨特的構境意義就完全可以理解。

更進一步說，如果我們能真正跳出 作者個人與一本書的關系，那么就能發現一個新的話語事件，即處于“跨話語”位置(position〈transdiscursive〉)中的作者。在青年 福柯看來，與撰寫一本小說的小說家不同，跨話語的作者可以被指認為“話語方式的創始人”〈( fondateurs de discursivité〉)。話語方式是此后讓他人言說的那個大他者！因為，他們不僅生產自己的作品，而且生產出更多的事物(chose de plus)，即“其他文本塑形的規則和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et la règle de formation d'autres textes)。這個文本塑形是十分關鍵的。比如，“弗洛伊德就不僅僅是《夢的解析》或《智力及其與無意識的關系》的作者，馬克思就不僅僅是《共產黨宣 言》或《資本論》的作者，他們都確立了話語的無盡的可能性”。(27)弗洛伊德和馬克思都不只是一本書或多個文本的寫作者，他們更是一種新的話語生產方式 的創立者。以福柯之師阿爾都塞的話來說，他們都創立了向世界獨特發問的理論生產方式的問題式(problèmatic)。對此，青年福柯十分感慨：

作為“話語方式的創始者”，馬克思和弗洛伊德不僅使可以為更多文本采納的“相似”成為可能，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他們還使某些“差異”成為可能。他們為引 入非自己的因素清出了空間，然而這些因素仍然處于他們創造的話語范圍之內。在說到弗洛伊德創立了精神分析時，我們不僅指利比多的概念或解夢的方法在卡爾· 阿布拉漢姆或米萊尼·克雷恩的著作中重新出現，而且還指他使關于他的作品、概念和前提的某些差異成為可能，而這些差異全都產生于精神分析的話語 (discours psychanalytique)。(28)

弗洛伊德和馬克思出場的意義并不在 于他們作為作者和寫作本身，更重要的是在他們作為“話語方式的創立者”的身后，出現了整個精神分析學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實踐。這兩種學術話語塑形與構式產 生出巨大的可能性空間，歷史也已經證明，他們帶出來的這種新的話語實踐，甚至影響或者說改變了世界和人的存在。青年福柯告訴人們，在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后 面，他還可以開列出一個無窮盡的名單，如伽利略、居維葉(Ceorges Cuvier，1769-1832)、鮑普(Franz Bopp，1791-1867)和索緒爾，等等。他們都不是文本作者，而是世界的改變者。這是此時福柯那種話語決定現實的唯心主義殘跡。福柯不能理解，馬 克思所說的改變世界，絕不是觀念話語方式直接作用客觀社會存在，而是通過轉化為物質實踐，對象化地真正改變存在。

青年福柯指出，除了話語方式的創始者之外，還有另一個方面值得我們關注，即后繼的話語實踐者對創始構境的“回到開端”〈( retour à l'origine〉)的努力。他說，后繼的話語實踐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nécessité inévitable)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話語創始的原初語境。福柯特意強調，話語實踐者的這種“回到”完全不同于(distinguer)科學活動的“重 新發現”〈( redécouverte〉)或“重新現實化”〈( réactualisation〉)。(29)他辨析道，科學活動中的所謂“重新發現”，在于與通行知識形式的類比或同構，是它們容納了有關已被遺忘的或 默默無聞的人物的看法；而“重新現實化”則是指“話語被嵌入概括、實踐和轉型的全新領域”(30)話語實踐構境中的“回到”與上述二者都不同。之所以需要 “回到原初語境”，倒不是因為詮釋學意義上的理解困難或是有什么其他障礙，而是由于話語實踐本身的“本質的和建構性的遺忘”(oubli essentiel et constitutif)。顯然，這個遺忘是海德格爾式的：

實際上，創始的行為就其本質而言，注定要受制于它自身所產生的存在之遺忘(être oublié)，這些遺忘從創始行為中發展而來，同時也導致了該行為的偏差(dérive)與曲解(travestit)。這種并非偶然的遺忘必須由某些 精確的操作(opérations précises)加以調控，這些操作可以在向著創始行為的回歸中，得以定位、分析和化約。遺忘所設下的障礙(empêchement)并不是從外部添加 的(surajouté de l'extérieur)，而是從所探討的話語實踐當中興起的，正是話語實踐為它立下了法則。遺忘既是導致這障礙的起因，也是消除這障礙的手段，還要對妨 礙回歸創始行為的阻礙負責，只有通過回歸才能得以解決。(31)

être oublié就是海德格爾那個對Sein的存在論的遺忘，在福柯這里，就是對être在動詞構式中的話語塑形作用的遮蔽。而“回歸”則是讓這種遮蔽暴露出 來。所以，一切回歸會是“向著文本自身(texte même)的回到(revient)”，具體而言，也就是——

帶著對那些在文本的空心、缺席和縫隙(en creux，en absence，enlacune)中體現出的東西的特別關注，回到一個原初的、不加修潤的文本(texte dans sa nudité)。我們回歸那些空洞的空間，它們被遺忘所掩蓋，被帶有誤導性的虛假的充足所隱匿。(32)

福柯的這一分析是非常深刻的。我的所有“回到”“( 回到馬克思”、“回到列寧”、“回到海德格爾”，以及這里的“回到福柯”)可能都是在這個構境意義中的某種有意向的解蔽。在青年福柯看來，向著文本的回歸 是使話語實踐發生整體轉型的一種有效且必須的手段。比如，在回到文本的全新構境中“重新檢視(réexamen)弗洛伊德或馬克思的著作，就會轉變我們對 精神分析或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這是對的。顯而易見，這個所謂的“回歸”又是與福柯的考古學和譜系學的本質相一致。

　　在全部演講結束時，青年福柯不無得意地提到，先前，我們會聽到這樣一些提問：

“誰是真正的作者？”

“我們是否能夠證明他的真實性和原創性？”

“他用自己的語言對自己最深刻的自我做了怎樣的揭示？”

可是，現在，人們則會聽到一些新的問題：

“這種話語有哪些存在模態？”

“它從哪里來？它如何流通？它受誰控制？”

“針對各種可能的主體將作出怎樣的安排？”

“誰能實現主體這些各不相同的功能？”

在所有這些問題的背后，我們卻幾乎只能聽到一種漠然的咕噥：

“誰在說話重要嗎？”(33)

四 一個有趣的爭論：結構上沒上街？

福柯的演講結束后，參加會議的學者紛紛發言，有批評，也不乏肯定，福柯也作出了一定的回應。批評的聲音，主要集中在福柯所指認的話語實踐中作為理性實體 的“作者的不在場”問題上。很顯然，福柯的這一觀點被一些人聽成他在《詞與物》一書中那個“人之死亡”的斷言的具象化，即作者的死亡。

在提問和評論環節，發言最長的是法國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發生的結構主義”代表人物戈德曼(Lucien Goldman，1913-1970)。在算是福柯學術前輩的他看來，青年福柯的思想代表了一種“否定一般的”(l'homme en général)的觀點，雖然“福柯沒有明說否定作者，但是，從他的作者的消失的視角所揭示的所有的一切都暗示了這一結論”。(34)他反諷地說：

我絕對同意一個事實，即福柯不是作者(n'est pas l'auteur)，福柯不是他剛剛對我們說過的那些東西的開創者(certainement)。因為，否定主體在今天是一群思想家，更準確地說是一群哲 學家的一個核心概念。在這群哲學家之中，如果福柯是一個特別原創的杰出的學者，那么，應該將其歸入人們通常所說的非發生的結構主義 (structuralismenon génétique)學派之中。一般認為尤其應該把列維-斯特勞斯、巴特、阿爾都塞、德里達歸入這一名下。(35)

顯然，戈德曼在打趣福柯，你說了那么多，可你不是作者？你的這些前人都沒有思考過的東西難道都是別人文本的互文結果？這令人難以理解。這種悖論的原因恰 恰在于，福柯歸屬于戈德曼所貶斥的所謂“非發生的結構主義”。而戈德曼自己想要標榜的“發生的結構主義”，則是他追隨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將強調共時 性的結構視角與歷時性的發生學視角相整合而形成的一種新結構主義觀點。(36)我們不難看出，戈德曼的邏輯構境，是先將福柯歸類為非發生的結構主義，然后 指控福柯：你的確不是一個作者，不是一種生產原創性成果的獨立主體，因為你本就屬于結構主義話語簇。戈德曼這里已經在出差錯了，解構理論創始人德里達從一 開始就不是結構主義陣營里的一員，而復雜的情況還有已經在反水的巴特。并且，福柯的思想原來就不屬于結構主義，此時，他也正在生成一種全新的思想構境。用 一種二元邏輯判斷學術思想的質性，這本身就是非法的。

戈德曼說，福柯所提出的“誰在說話？”這一問題 是重要的，但“什么是說？”〈( Qui parle?〉)更重要。他也承認，“在當代人文科學的啟示下，個體觀念作為一個文本的最終作者，特別是一個重要的、有意義的文本的作者，顯然已無立足的 理由了”，但他堅持認為，看到這一點并不意味著可以斷言一切主體都會消失。因為，可以像戈德曼已經做的那樣，用集體主體和超個人的主體(sujet collectif ou transindividuel)取而代之。這完全可以既不宣布人的死亡，也不讓主體消失。戈德曼認為，在學術界回答“誰在說話？”這個有意義的提問時， 在否定個人主體的共同基礎上又分裂為兩種回答：一是福柯所歸屬的非發生的結構主義，在這里，“沒有任何主體，它已經為各種結構(structures)所 替代，如語言的結構、心智的結構、社會的結構等等。也沒有了人以及人的屬性。這些地方只不過是內在于結構的功能和角色。結構構成了研究和解釋的終點” (37)。“語言的結構”應指巴特的結構主義符號學，“心智的結構”可能是列維—斯特勞斯的結構主義人類學，而“社會的結構”當然就是阿爾都塞的“無主體 社會歷史過程”論。戈德曼的意思是，上述這些非發生的結構主義者試圖消除主體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無主體的歷史是不可想象的。二是戈德曼自己的所謂發生學的 結構主義，這種結構主義在歷史和文化的維度中也拒絕個體主體，但是，個體主體并未因此消亡，而是被超個體的集體主體所取代。“至于結構，遠不能把它當作或 多或少終極的自主性實在(réalités autonomes)，結構沒有在這種整個實踐(praxis)和整個人類現實的普遍屬性的視角之中考慮事情。不能假設存在不是結構性的人類行為 (fait humain)，也不能假設存在沒有意義的結構。”(38)結構無思，它不可能成為創造歷史意義的原動。

在發言的最后，戈德曼特意說了一段自以為非常有趣的話：

在結束我的講話時，我將提請大家注意一句變得有名的話。五月風暴時，在巴黎大學大階梯教室的黑板上，一位學者寫下了一句話，我覺得這是對哲學，也是對非 發生的結構主義的一個最根本的批評：“結構沒有上街”(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這就是說，不是各種結構塑造歷史，而是人在塑造歷史，并且人的行動總是結構性的和有意義的(structuré et significatif)。(39)

戈德曼在引述完那句著名的“結構沒有上街”一語之后，顯然十分得意。然而，這可真的不是最后的笑。

我們從記錄上可以看到，在戈德曼講完之后，福柯立刻作了如下回復：首先，“我在作品中從未使用過‘結構’一詞(mot de structure)。你們可以在《詞與物》里找找看，你們是找不到的。當時我就想避免結構主義的整個弱點。你根本不能稱我為結構主義者”(40)。這是 福柯在公開場合明確拒絕對自己的結構主義標簽。但是，從我所做的《詞與物》一書文本詞頻統計的結果來看，福柯在全書中共51次使用了structure一 詞。應該準確地說，福柯沒有將此詞作為重要的理論方法論塑形范式來使用。其次，福柯顯得有些生氣地爭辯說，他也從未說過“作者不存在”(1'auteur n'existait)！“我很奇怪我的話總是會導致類似的誤解”。福柯自認為，他剛才的發言只是在討論作者的自行消失(l'auteur doit s'effacer)，或“由于話語的特殊形式作者的消失”的問題，或者說，是想思考“什么規則使我們能發現作者和書寫者的消失呢？這一規則能使我們發現 作者功能的作用方式”，即作者功能發生作用的方式、條件、領域。他的言下之意是指責戈德曼連這種重要的區別都無法體知。再次，他從來也沒有要斷言人的死亡 (l'homme est mort)，而只不過是——

從人之死(或人的消失，人被超人所取代)這一主題出發，看一看人的概念的功能的運作方式和規則。自19世紀末以來，人之死的主題就不斷地重現。這一主題不是我的主題。我以同樣的方式處理了作者的概念。讓我們收起我們的眼淚吧。(41)

福柯的回答顯然有些匆忙和敷衍。

在討論的最后，學術大鱷拉康作了發言。他首先肯定了福柯演講最后對“回歸”問題的思考，因為他說自己就是在“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下進行新的工作的，其 實，他所謂回到弗洛伊德就是殺死自己的學術父親后的重生。所以，他完全能理解福柯的良苦用心。其次，拉康輕蔑地反駁了戈德曼對“結構主義不上街”這一口號 的膚淺引用，因為在他看來，

如果說五月事件(événements de mai)證明了什么，它恰恰證明了結構在街頭(descente dans la rue)。正是在寫下這一口號的地方，人們走上了街頭，這一事實只能說明，人們恰恰自己認不出(Méconna?t luimême)行動本身所內在固有的東西。(42)

這是無與倫比的精彩反駁。結構，恰恰是在人們不認識它的地方起作用，反對結構也許正是結構的一種作用方式。人們都是瘋子，只是我們沒有意識到這一窘境罷了。人不是死去，而是從來沒有真正出場過。

拉康關于結構已經在街頭的回答，顯然令戈德曼十分難堪。據說盧羅回憶，“拉康的神經質把我們嚇壞了”，在回家的路上，戈德曼像一個被打敗的拳擊手那樣沮喪。(43)而青年福柯，一定是大大開心的。

注釋：

① Michel Foucault,〈Qu'est- ce qu'un auteur?〉,Bulletinde la Société  de philosophie,63e année,n° 3,juilletseptembre 1969,pp.73-104.Dits et écrits,1954-1975,Paris,Gallimard,1994,pp.817-849.中譯本見[法]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現代 主義的突破——外國后現代主義理論》，逢真譯，第270—291頁，敦煌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⑥⑩(12)(19)(22)(24)(26)(29)(30)[法]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現代主義的突破——外國后現代主義理論》，逢真譯， 第276頁，第273頁，第274頁，第276頁，第279頁，第280頁，第281頁，第281頁，第287頁，第287頁。

③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819.中譯本沒有翻譯此段文字。

④⑤⑧(11)(13)(14)(16)(17)(18)(23)(27)(28)[法]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現代主義的突破——外國后現代主 義理論》，逢真譯，第271頁，第271頁，第273頁，第275頁，第276頁，第274頁，第275頁，第277頁，第278頁，第280頁，第 285頁，第285—286頁。譯文有改動。參見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819,p.819,p.821,p.823,p.824,p.822,p.822,p.824,p.826,p.828,p.832,pp.833-834.

⑦資料顯示，福柯是在1968年“五月風暴”之后開始閱讀貝克特的。同期重新閱讀的文獻還包括馬克思、羅莎·盧森堡和托洛斯基。

⑨(20)(21)(25)(31)(32)(33)[法]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現代主義的突破——外國后現代主義理論》，逢真譯，第274 頁，第278—279頁，第284頁，第281頁，第288頁，第288頁，第291頁。此處參考了李康、張旭的譯稿，并有改動。參見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 1975,p.821,p.826,pp 831-832,p.829,p.836,p.836,p.840.

(15)1964年開始，福柯與德勒茲共同主持了《尼采全集》法文版的編輯工作。

(34)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840.中譯本沒有翻譯這一重要的部分。

　　(35)(37)(39)(40)(41)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841,p.841,p.844,pp.844-845,p.845.此處參考了李康、張旭的譯稿。

(36)參見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解讀》，第1 卷，第428—447 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38)(42)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 1975,p.842,pp.848-849.

(43)轉引自[法]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下卷，季廣茂譯，第169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