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學”的精神

　　“關學”指“關中之學”，一般特指宋明儒學在今陜西關中地區的發展。關學也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如宋代道學主流的“濂、洛、關、閩”，其中的關學就是專指北宋時期的關學。一般認為，北宋中期的張載及其思想是關學的代表形態。張載講學時便常常談及“關中學者”，他與河南的二程論學，多介紹關中學者的看法。二程自視甚高，但對關中學者很為推重，他們說“自是關中人物剛勁敢為！”二程盛贊張載的《西銘》，說“須得子厚(張載字)如此筆力，他人無緣作得！”意思也是說只有關中學者的剛健力量才能作出《西銘》這樣的大作品。

　　《宋元學案》序錄說“關學之盛，不下洛學”，這是指北宋中后期。又說永嘉諸子“兼傳關學”，這是講南宋時關學仍有傳承之緒。《明儒學案》三 原學案也用“關學”之稱，以描述明代關中之學。關中是一地域觀念，故關學的說法表達了重視地域地理的因素。關學的特點，黃宗羲曾說“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 行禮教為本”，而這一特點人們多認為與關中“風土之厚”有關，古代研究關學的學者認為，“關中之地，土厚水深，其人厚重質直，而其士風亦多尚氣節而勁廉恥”。

　　半個世紀以來，對關學的了解，往往從“以氣為本，以禮為教”去突出其特點。這種理解突出躬行實踐，但忽略了價值和境界。其實，我認為更重要的可能還是從“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去了解張載和關學的精神及其貢獻。換句話說，對張載或關學的認識決不能離開我們對宋代儒學主流，對宋代道學總體的 認識和評價。照二程說，《西銘》是北宋道學最重要的文獻，代表了道學最高的精神追求。而橫渠四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開顯了儒家的廣闊胸懷，即為世界確立文化價值、為人民確保生活幸福、傳承文明創造的成果、開辟永久和平的社會愿景。《西銘》是哲學的、倫理的，四句更是社會的、價值的，二者有不同側重。四句突出了道學的價值理想，《西銘》指引出道學的宇宙意識，而張載的思想整體是把高天和厚土結合一起，頂天立地、天人合一，故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是關學對宋明儒學主流精神與核心價值的主要貢獻。四句的意義在宋代還不甚突出，但在明代以后越來越為人們所重視，其影響直至當代中國，塑造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志向和心胸。在這個意義上說，橫渠四句和橫渠《西銘》構成了關學對中國文化發展的突出貢獻。

　　《西銘》把古代的仁孝思想大大延伸，把孔孟的孝親、仁民、愛物、事天一體貫通，發展了“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的思想，擴大了仁愛的 范圍；《西銘》把孝親、仁民、愛物、忠君都看作對天地父母、對天地大家行其大孝，從而大大提高了對道德行為的覺解，使人們從天地宇宙的角度理解個人的道德 義務和窮達死生。《西銘》是以萬物一氣的思想為其基礎的，后來張載弟子呂大臨提出“凡厥有生，均氣同體”和“物我兼體”，發揮了張載“視天下無一物非我” 的萬物一體境界。物我兼體即物我一體、萬物一體，這些主張與二程洛學的“仁者與物同體”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相比起來，二程的“仁者與物同體”境界固然突出了博愛精神，但聯系人倫日用不直接；而《西銘》境界高遠，卻聯系著人倫日用，從更高的層次去理解人倫日用，體不離用。這也應是為什么朱子對二程的同體一體 說有所不滿，但對《西銘》則無間言的理由。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關學的精神就是《中庸》所說的“極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博大高明的價值境界，又密切聯 系人倫生活的日用實踐。

　　《西銘》經程門的表彰，其地位在南宋前期已經幾乎與四書中的《大學》比肩，南宋儒學各家都把《西銘》視為經典，給予高度肯定，以至于后人稱 《西銘》為“有宋理學之宗祖”。正是《西銘》成為道學的經典及其影響的擴大，也引起了南宋淳熙年間反道學人士對《西銘》的攻擊。他們批評時人“尊《西銘》 而過于六經”，批評《西銘》把君主說成與一切人同出于天地父母，使君主和人民成了兄弟，是“易位亂倫”，意味著《西銘》消減了君主的絕對權威，縮小了君臣 間的距離。其實這些對《西銘》的攻擊，恰好證明了《西銘》在當時的重要地位和在政治思想上涵有的進步意義。

　　不僅北宋與張載同時的二程以及他們的后學對《西銘》推崇至極，而且宋代道學的總結者朱子大力推崇張載“心統性情”的思想，認為這個思想與二程“性即理也”的思想同樣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在道學體系中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朱子還高度肯定張載的“氣質之說”。可見，我們論及關學的思想文化貢獻，不能只就張載論張載，就關學論關學，更要看主流道學對關學的認識、評價、吸收、肯定。道學的宇宙論、心性論、功夫論、境界論都有取于張載的學說，而且不是一般的吸取，是作為重要的核心命題來吸取的，這些證明張載思想對道學具有的發端和奠基的意義，張載本人也屬于道學的創立者群體，宋代的關學本身就是兩宋道學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我們研究關學不可忽視的兩方面。

　　《宋元學案》的橫渠學案說張載“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循古禮為倡……于是關中風俗一變而至于古”。又說“關 中學者郁興，得與洛學爭先”。明道學案“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并”。可見當時多以關學、洛學并提。二程當時亦稱關中學者為“關中諸公”“陜西諸公”。 在宋代，關學與河南的洛學關系密切，在明代，關學與山西的河東之學關系密切，可見與其他一切有地域特色的學術一樣，關學的發展也總是在與其他學術體系互聯 互通中實現的。北宋嘉祐熙寧間，形成了二程、張載為核心的北宋道學的交往網絡，而程張的思想主張共同地形成了北宋道學的主流。目前學界多關注把張載作為關 中學派的代表，這是無可非議的。但也要指出，若只把張載定位于此，無形之中可能會只突出了張載關學對地域文化的貢獻，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表，而容易掩蓋、忽略了他對主流文化—道學的貢獻。我們把張載作為道學創立者之一，把張載與道學聯結起來，而不把他限定在關學文化，正是為了突顯關學對主流思想的貢獻。關學在歷史上的不斷發展不僅是對以往關中學術的傳承，也是對全國學術思想的吸收、回應和發展，積極參與了各個時代主流思想的建構，是“地方全國化”的顯著例子。

　　儒學的普遍性和地域性是辯證的關系，這種關系用傳統的表述可謂是“理一而分殊”，統一性同時表達為各地的不同發展，而地域性是在統一性之下的地方差別，沒有跳出了儒學普遍性之外的地域話語，也不可能有離開全國文化總體性思潮涵蓋的地方儒學。不過，地域文化的因素在古代交往還不甚發達的時代，終究是不能忽視的，但要弄清地域性的因素表現在什么層次和什么方面。如近世各地區的不同發展，主要是各地的文化傳統之影響，而不是各地的經濟-政治結構的不同。所以，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承認不承認地域性的因素，而在與如何理解和認識、掌握地域性因素對思想學術的作用。

　　近幾十年來，與其他省份多側重“文化”的展示不同，陜西非常關注“關學”的總結發掘。換言之，其他省份多是宣傳展示廣義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包括人物、歷史、風物、民俗、詩文等，而陜西的“關學文庫”工程更多關注的是學術思想史意義上的地域學術的傳統。這是很不相同的。

　　“關學文庫“是國家十二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內容包括兩大系列，即文獻整理系列和學術研究系列。文獻整理系列含二十幾位歷史上關學學者的文集的整理，學術研究系列含十幾種研究的著作，兩個系列共四十余冊，洋洋大觀。文集的整理不僅細密精審，而且以文獻的研究為基礎，如新編張子全書，其中的《補遺》收入了三種佚書以及其他相關文獻，與通行本張載集二十八萬字相比，增加到五十多萬字，成為最完備的張載著作集。關學文庫不僅把關學的主要資料全部收攬其中，而且通過研究著作系統展示了當代關學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因此，這一工程的完成是中華文化傳承創新的一項重大貢獻，值得祝賀。正如張豈之先生在總序中所指出的，關學文庫以繼承、弘揚、創新中華文化為宗旨，以文獻整理的系統性、學術研究的創新性為特點，是我國第一部關于綿延八百余年的關中思想 學術的基本文獻整理與全面研究的大型叢書。這項重點文化工程的完成，對于完整呈現關學的歷史面貌、發展脈絡和鮮明特色，彰顯關學精神、推動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