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敘事理論研究的創(chuàng)新之路

　　自從西方經典敘事學著作譯介到本土以來，中國的敘事學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一方面相關理論專著大量面世，相關敘事研究論文大量發(fā)表，據不完全統(tǒng)計，最近10年在中國知網上發(fā)表的學術論文篇名中包含“敘事”一詞的就有近3萬篇。另一方面，2005年成立了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敘事學分會，年會每兩年開一次，至今已舉辦了五次年會，每次提交論文的參會學者人數眾多；同時科研機構成立了敘事學研究中心，敘事學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顯學”。分析以往的相關研究，敘事學研究大致呈現出兩種趨向。一種趨向是既有敘事理論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認同、拓展并且應用到具體文本研究中去了，如申丹《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2009年)；另一種趨向是回到傳統(tǒng)文本中，專注傳統(tǒng)文本的敘事現象，出現了像楊義的《中國敘事學》(1997年)、董乃斌的《中國文學敘事傳統(tǒng)研究》(2012年)、傅修延的《中國敘事學》(2015年)等理論著作。近年來敘事理論還有擴張到非文學領域的趨勢，如趙毅衡的《廣義敘述學》(2013年)。

　　無論是西方敘事學理論的經典之作，還是當代敘事學理論專著，都力圖把握敘事理論的普遍規(guī)則，建立一套比較規(guī)范的敘事語法，從而建構一個具有普遍特征的敘事理論體系。當代敘事學研究帶有鮮明的普遍主義理論訴求。然而，這種普遍性追求不過是學者們的一個理論理想，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諸多問題。眾所周知，語言是本民族生存與文學敘事的存在方式。敘事理論體系首先產生于歐洲語言文學中，它是以歐洲語言與文學敘事實踐為典范，是歐洲現代知識語境下的理論建構的產物。從本質上講，雖然歐洲敘事理論相對而言具有較大的涵蓋面和代表性，但它實際上仍然囿于一方，是一種地方性的知識。不同民族的文學敘事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但并不是說具有一種可通約性，一勞永逸的敘事理論并不存在。比如，當代敘事理論豐富龐大，但運用既有敘事理論分析少數民族敘事文本的隱含作者、敘述者、第一人稱單數作復數使用、集體敘述視角、中斷的情節(jié)結構等敘事現象時，會遇到一些困難，這種困難凸顯的是豐富的文學現象對既有敘事理論的挑戰(zhàn)，以及普遍性敘事理論追求的現實困境。實際上，不同民族語言建構的敘事方式，并非單純形式的差異與變化，而有著本質上的差異和改變。

　　那么，在全球化語境下如何建構富有時代特色、能夠回應豐富文本現象的敘事理論呢？筆者認為，敘事理論必須不斷注入新的要素，密切聯系語境，才能真正建立具有實踐意義的理論架構。20世紀80年代以來，敘事理論研究者也注意到了經典敘事理論脫離語境研究的局限：彼時敘事研究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種純形式的分析，沒有了文學特有的美學特質，換句話說，就是沒有靈魂的技術操作，因此，密切聯系語境是敘事研究者的首要任務。這種語境就是將文本放置于文本自身生成空間、闡釋空間的語境，從而使文本獲得一種更為豐富理性的闡釋。但筆者以為這只是一種具體文本的語境，屬于個體性語境。由此語境而達到人類的語境，此間需要將其置于地方性文化語境當中，才能獲得對于文本更為切近的認識，而不至于模糊文本的民族性、地方性，不至于模糊屬于文本自身的地方文化特性。這一點在面對各國家的少數民族文本敘事時尤其明顯。少數民族作家尤為關注本民族的生存方式、民族心理、民族文化、身份認同與建構等，他們的敘事方式因而也更為獨特。比如，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在敘事過程中有意(無意)地中斷情節(jié)的進程，專心致志地考證隨機發(fā)現的鄂溫克族神圣的歷史碎片。顯然，這是作為情節(jié)的敘事難以容納歷史深處的記憶而形成的一種張力，自身文化傳統(tǒng)的展示需要通過結構技巧在文本中加以解決。因此，如果對烏熱爾圖小說的研究，只是局限于故事的敘事表達，顯然難以抵達該作品的真正要義。詹姆遜認為，再現的問題實質上就是敘事的問題，就是歷史在其中得以再現的任何故事講述框架的充足性的問題。劉俐俐結合中華民族團結、民族身份認同這個大背景，認為烏熱爾圖的文學想象空間定位在鄂溫克民族生活地域及其特點方面。他描寫鄂溫克人與生俱來的善良、誠實、熱愛大自然，與動物和諧相處的品質。他的文學想象以認同和贊美鄂溫克族雖然落后但素樸美好的文化為基調。作品所虛構的世界是一個處于”落日的余暉”的狩獵民族。

　　更進一步說，就是需要建立以地方性文化為核心語境的敘事理論。中國古典文學在敘事方面具有十足的魅力，比如，以前通常認為中國的詩歌是抒情性作品，但通過研究發(fā)現，包括詩歌、賦等都具有強烈的敘事特征，這種認識，必將改變我們對于詩歌以及敘事理論的認識。又如，中國古代的羽衣仙女傳說具有強烈的敘事魅力，傅修延《中國敘事學》中通過考察發(fā)現亞非歐三大洲廣泛分布的羽衣仙女傳說，認為羽衣仙女傳說起源于古代豫章地區(qū)(今江西境內)，其故事形塑與傳 播流變主要取決于“水”“鳥”“船”等地方因素。傅修延進而解釋，“水”：江西從總體上看是一塊巨大的稻作濕地，這種親水環(huán)境加上炎熱天氣，為女性露天洗 浴的民間風氣提供了條件，所以故事中會出現“解衣”“窺浴”和“竊衣”等撩人想象的事件；“鳥”：故事中仙女化身為白鶴，而現實中全球98%的白鶴在亞洲 最大的濕地鄱陽湖越冬，這一事實再有力不過地證明候鳥王國乃是孕育人鳥戀故事的溫床；“船”：千里贛江在古代中國是一條南北走向的“黃金水道”，百無聊賴 的船客最多的消遣就是講故事——“晴空一鶴排云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白鶴傳說應該就是這樣從江西走向世界各地的。傅修延據此認為，“地方性知識”必將為 中國敘事學創(chuàng)新提供強大的動力(傅修延：《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頁)。再如，少數民族敘事文本最大的特點就是直接把文化、民俗等作為內容核心來呈現，帶有文化記號。脫離相關文化語境，從一般的敘事理論入手，難以抵達文本的真義。扎西達娃的《西藏，系在皮繩扣上的魂》采用預敘的敘事手法，產生了預敘時間與文本在場時間的雙重時間維度。如果聯系文本的宗教文化特征，會發(fā)現宗教時間觀念才是真正左右時間敘事技巧的要素。還有，對少數民族敘事文本隱含作者的研究會發(fā)現，民族立場、民間立場以及時代立場是少數民族小說中隱含作者進行寫作的基本立場，這三種立場使得作品在塑造本民族形象、建構民族心理時必然采取多種敘事策略技巧以凸顯“民族性”，體現了隱含作者對于本民族文化的建構、弘揚與反思。因此，敘事時空的地方化、文化習俗的地方性，是當代敘事理論研究深化的重要依據。

　　一方面，中國傳統(tǒng)文學文本、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由于其獨特的情境，需要運用敘事學理論來予以分析，從而能夠有力地發(fā)掘傳統(tǒng)文學文本、當代少數民族敘事性作品所蘊含的意義和價值。另一方面，需要從傳統(tǒng)維度、民族維度來思考既有敘事理論所面臨的困境，讓傳統(tǒng)文學文本、少數民族敘事性作品向敘事學發(fā)問，通過對傳統(tǒng)文學文本、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的敘事分析，把握文學的真正內涵，從而有力地證明敘事學語境化的迫切性，從根本上說，就是通過傳統(tǒng)文學文本、少數民族文本的敘事研究校驗和擴充敘事學理論范疇。